李双套：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纵览党史（3）

中国共产党二大于1922年7月16日到23日在上海举行。一大提出了一个纲领，就是规定我们党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的目标。但是这个远大的目标如何实现？我们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这就是二大解决的问题。中共二大提出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认为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最高目标，但如果最高目标脱离实际，“建立共产主义”很有可能就会成为空洞的口号得不到人民的认可。二大提出的最低纲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低纲领就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最低纲领，回答目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坚持最高纲领的前提是要做好当下的实际工作。所以我们要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结合起来，把最高理想和现实事情结合起来。我们今天的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最低纲领，而这一切服务于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

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重要议题就是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有关系。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一大的时候我们决议当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采用独立的政策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一大以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广西、广东考察了国民党和当地的革命运动，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盟的阶级政党，在南方有着广泛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应该和国民党联合，共同进行斗争。为此，马林向国共两党提出了联合的建议。孙中山方面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但由于国民党是大党，共产党当时是小党，所以国民党希望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但要实行党内联合。共产党这边大多数同志表示同意孙中山的意见，但是反对合并到国民党当中去。党的二大专门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决定与全国的革新党派实行党外联合，但中共的党外联合主张没有得到孙中山的同意。为了推动国共合作，共产党在1922年8月底又在杭州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和国民党合作方式的问题。会议虽然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情况下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大多数同志对这种做法仍存疑虑，因此国共合作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解决。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于党的合作的形式作了进一步的肯定，特别是津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上也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妥善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问题、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三大。三大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问题，所以党的三大所确定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共产党活动的政治舞台迅速扩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革命作了准备。

中共四大于1925年在上海召开。国共合作建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国内的革命形势出现了蓬勃发展，二次大罢工失败以后，低潮的工人运动逐步恢复，广东的农民运动逐步得到发展，革命军队由于黄埔军校的建立而建立起来，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不断扩大，与此同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日趋明显，为了总结国共合作建立以后的工作经验、制定新的工作方针和政策，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主革命运动，以及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最近我们进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首先就是学习党章。我们的党章进行了很多次修改，四大在党章修改上面有一个组织原则，在党的组织形式上为了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而且决定将党章当中“有5人以上方可组织小组”的规定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最新的党章都延续了这一点。

五大是1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的，当时全国的党员有57967名，而四大时候只有994人。中国共产党的五大是在一个特殊的节点召开的，是蒋介石集团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之后的半个月、在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时召开的。大会把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当做整个资产阶级都叛变了，从而把民主资产阶级当做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界限，同时又把汪精卫等人当做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大会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规定了将土地无条件转给农民的原则，但又将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集团身上。会议虽然对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却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办法，虽然召开在革命的危机关头，却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不过周恩来、任弼时等一大批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认识、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选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为后来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