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晶芳：国内外长征报道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在军事上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找到了落脚点，保存了有生力量，推动了中国革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变；在党的建设上实现了由幼年到成熟的转折，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此同时，它还在整体上全面塑造了共产党的光辉形象，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经受住了生死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全新的形象，承载着人民的嘱托，奔向了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的战场。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反共内战。他们在武力围剿共产党和红军的同时，利用其掌握的舆论工具，极力诋毁中国共产党。由于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共产党的主张和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无法被国外和国内的大多数民众了解，因此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几乎得逞。我们党的形象被严重丑化甚至妖魔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们党在民众中形象的改变是和红军长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红军长征的规模之大，征途之远，时间之长，环境之艰苦，战斗之激烈，牺牲之巨大，为人类历史前所未有。长征打破了国民党长期对根据地的封锁，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红二、六军团（后称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4路大军流动作战，长驱6.5万余里，足迹遍及中国14省。他们不仅是战斗队，而且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用实际行动展示了党和红军的本色和主张。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政党，高举抗日旗帜的爱国者，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思想高度集中统一、政治团结、作风顽强的崭新形象由此呈现在世人面前。

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是人类战胜自然的凯歌。长征及创造这一传奇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备受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尽管国民党官方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朱毛匪部西窜”“红军已被击溃”之类的消息，但红军不仅没被消灭，反而胜利完成长征落脚西北。国民党越是封锁共产党和红军，人们就越是想了解共产党和红军。因此长征期间和长征结束后，国内外报刊书籍对红军长征有许多报道。其中有中共中央、红军的总结和宣传，有来自国内媒体记者的报道，特别是与红军有直接接触的外国人写的纪实性文章和书籍，对客观真实地反映红军长征，对共产党和红军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在长征结束后，十分重视对长征的总结和宣传。首先对长征作出全面总结的是毛泽东。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报告中，首次对长征作了全面的总结，阐发了长征的意义。他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50页）毛泽东上述对长征的经典论述，发表在1936年1月3日出版的《斗争》第80期上，对统一全党对长征的认识，传播长征精神意义重大。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通过宣传长征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1936年8月，毛泽东、杨尚昆借美国记者斯诺来访，需要提供长征亲历的史实之机，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信，要求“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6页），收入《长征记》，以为红军作募捐宣传，扩大红军的国际影响。随后，中央还发电报给各部队，要求动员和组织师团干部写亲历的长征片断，强调“事关重要，切勿忽视”，并要求9月5日前交稿。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很快写出稿件300余篇。1942年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精选其中的100余篇编印了《红军长征记》在延安出版。这部来自刚刚结束长征的亲历者的回忆，让读者感受到最真实的长征画面。

在共产党人的长征宣传中，陈云是第一个向世界和中国人民介绍长征的。由于陈云不仅是红军长征的亲历者，而且是重要决策者之一。因此他写的长征真实深刻，可信度高，影响很大。红军过泸定桥北上进入四川天全时，陈云受中央委派去上海恢复地下党组织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络。陈云到上海后，白色恐怖严重，工作无法开展，遂去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陈云于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报告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随后将报告稿整理出《英勇的西征》一文，发表在1936年春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该文详细地记述了红军自江西出发到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期间所经历的艰苦历程，表达了对红军将士英勇无畏战斗精神的深深敬意。陈云1935年8月写于上海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则以廉臣为笔名，于1936年3月起在中共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创刊号、第二、三期合刊及第四期上连载。在这篇文章中，陈云假托是一个被红军俘虏留用的国民党军队医生，叙说了跟随红军从江西出发，历时八个月，行程一万二千里，直到四川境内的种种见闻，高度赞扬了红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夺取一个个胜利的奇迹，使全世界对中国革命和红军长征的实际情况有一个真实的了解。此外，杨定华撰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山西》两篇长文，从1936年12月28日至1938年1月20日，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上分别连载18期和24期，使海外华人及国内民众对红军英勇顽强的长征有了生动的了解。随后《随军西行见闻录》和《雪山草地行军记》都出版了单行本。《救国时报》还将陈云的文章和杨定华的两篇文章合集为《长征记》一书出版。这些书在国统区广为流传，成为民众了解共产党和红军的一个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