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化解顺直省委危机（2）

1928年1月6日，中央常委会听取了彭述之、刘伯庄关于北方工作的报告，彭述之对自己的错误向中央常委作了解释，并指出了蔡和森在领导北方局及指导顺直省委工作中的错误。中央认为顺直问题比较复杂，决定调蔡和森、朱锦棠来上海解决问题。接到中央的信，蔡和森召开省委常委会进行讨论，会议认为：唐山工人支部训练班尚未结束，蔡和森不能立即赴沪，且省委认为彭述之问题，不是蔡和森与彭述之个人之间的问题，省委改组经过须得省委向中央详细报告，请中央审查。顺直省委决定派王藻文、傅懋恭、张昆弟及前书记朱锦棠赴沪向中央汇报。蔡和森亦向中央写了报告，就北方工作、彭述之问题等，向中央作了汇报。

1928年2月16日，中央在听取朱锦棠、傅懋恭和王藻文关于顺直工作报告的基础上，发出《致顺直省委及全体同志信》，肯定了改组会议反对机会主义的精神，对改组后的新省委予以批准。信中也指出了改组会议决议案对中央精神没有深切明了地了解而存在的错误。

2月中旬，蔡和森遵照中央命令，停止在北方的巡视工作，离开天津返回上海。

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蔡和森的巡视报告，并根据蔡和森、顺直省委的告发及彭述之的答辩，再次讨论了彭述之的问题。4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开除彭述之中央委员资格。

由于顺直问题的复杂性，蔡和森的这次巡视并没有完全解决顺直党内的纠纷和错误，随着革命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先后又派出刘少奇、陈潭秋赴北方帮助顺直省委处理并解决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直至党的六大召开后，中共中央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周恩来赴北方亲自处理，顺直问题才宣告解决。

主动请求处分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蔡和森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

对于蔡和森巡视顺直省委期间的工作，1928年10月12日，《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充分肯定了1月改组会议，指出“1月改组会的召集在当时挽救顺直党的政治的组织的危机有十分的必要”。同时，决议案也指出蔡和森作为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犯了个人意气与成见的错误，给党的工作造成了损失。蔡和森在给党的六大产生的新的中央常委会的报告中也承认：在巡视期间对顺直省委的改组，没有作出一个总的政治决议案，否认过去的一切，极端民主化、党内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在反对彭述之的机会主义斗争中带有个人意气等。他认为，自己的错误“最根本的是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来源于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而“极端民主化这个坏处不比机会主义好，一样的破坏党与革命”。他还向中央提出，为了党的前途及完成党的六大赋予的责任，请求开除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资格。

蔡和森在巡视期间的工作错误，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当时，党处在成立早期，关于党组织建设理论和实践准备不足，尚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加之当时的白色恐怖，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开展巡视工作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蔡和森因维护六大决议，反对冒险进攻城市，被错误地攻击为“右倾”。而此时，连续发酵的顺直问题成为开除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的借口。

1928年10月4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蔡和森政治局常委、委员资格，仍在宣传部工作。受到错误对待的蔡和森，因哮喘病发作，病情严重，于1928年底赴莫斯科疗养，并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1930年12月，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检讨立三路线错误时，专门提到：“六次大会之后，中央的组织路线是和我的错误密切相关的。我们机械地理解了党的纪律。我们禁止自我批评，禁止对于政治问题的自由批评。譬如，你们知道的‘北方问题’，当时因此而不正确地开除了和森同志的政治局委员。”

总的来说，蔡和森巡视顺直省委的工作，功绩还是主要的。通过巡视指导，使遭到破坏的北方党组织开始恢复和发展起来，工农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蔡和森本人在检查自己的工作时，能够直面错误，勇于检讨自己的不足，主动请求中央对自己处分。对于自己遭受不公正对待，他当时保持了沉默，不申诉，不发表意见，甚至反对旁人代鸣不平，终日埋头读书，不顾重病坚持为党工作，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勇于负责、敢于担当、服从组织、顾全大局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