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宁：长征，中华民族不倒的精气神（2）

六是东征军也就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1935年冬，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抗日战争有机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从陕甘苏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准备与日军直接作战。1936年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东征作战命令，各军团渡过黄河，突破了阎锡山的晋绥军防线，分兵三路作战，取得一批战果。后蒋介石调集重兵企图围歼红军于晋西地区。为避免不利局面，东征军于5月西渡黄河，回师陕甘苏区。东征战役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甘苏区得以恢复和巩固，并在山西20余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第二类，在反围剿中以开辟新根据地为主要目标的三支：一是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开辟川陕根据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陷入国民党军“围剿”险境的情况下，将主力部队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撤离了鄂豫皖苏区。由于敌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红四方面军原定的“跳出根据地，暂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的意图无法实现，不得不实行长途战略转移，1932年12月，在翻秦岭，涉汉水，越巴山之后，由陕西南部进抵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始了以这些地区为中心创建新的川陕根据地的斗争。到1933年10月，川陕根据地的总面积达4.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红四方面军也由刚入川时的1.4万余人扩大到8万余人。

二是红三军撤出湘鄂西根据地开辟湘鄂川黔苏区。1932年8月，红三军在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率领下，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1月初进入豫西南，11月下旬进入陕南，后进军鄂陕边界，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又沿鄂川边界南下，攻克巴东，继续南下，12月30日攻占鹤峰，结束了长途转移。两个多月中，红三军行程约3500公里，部队由1.4万余人减至9000余人。1933年底红三军进军四川，1934年4月游击川黔边境，1934年5月进入贵州。1934年10月2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转战到达川黔边区，与红三军胜利会师，红三军按中央命令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二、六军团以川黔边区为根据地，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抽调重兵进行围堵，从而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有力地策应和支援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三是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同红三军会师并巩固扩大湘鄂川苏区。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认为红六军团继续留在湘赣苏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的危险，应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与湘西的红三军会合。8月红六军团开始西征，经过2个多月的行军作战，与红三军取得联系实现会师，红三军奉命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紧密团结，巩固扩大了湘鄂川黔苏区。

第三类，以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目标：西方野战军的长征。1936年5月，为巩固和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壮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实现全国性的对日抗战任务，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等部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创建新苏区。在历时两个多月的征战中，西方野战军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区，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类，以打通苏联国际通道为主要目标：西路军的长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为打通国际通道即今天的蒙古国，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关键一环，共产国际也决定在今蒙古国南部边境向红军提供一批相当数量的武器弹药。作为宁夏战役的一部分，1936年10月下旬，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三个军渡过黄河，准备参加宁夏战役，但同河东的红军主力间的联系很快被大举北上的国民党军队隔断，宁夏战役计划被迫停止执行。11月5日，红军总部电令河西部队，指出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队，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11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与此同时，绥远战事爆发，日军支持伪蒙军向百灵庙发动进攻，在蒙古边境接取苏联援助已不可能。因此，共产国际考虑经过新疆援助红军，并将武器弹药等物资运到哈密，由红军接收。随后，“西安事变”爆发，苏联认为其中有日本方面的背景，改变了原来的承诺，致使接应西路军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滞留苏联境内达5个月之久。期间，孤立无援的西路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陷入殊死搏斗，经过4个多月的浴血鏖战，西路军部队大部损失，总部率余部2000余人分3个支队退入祁连山进行游击活动，后徐向前先行撤回延安，陈昌浩回到湖北，王树声等经内蒙古撤到延安。1937年4月底，在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领下尚保留400余人的西路军左支队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由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接应至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后分批返回延安。

综上，上述十一路红军的长途征战从广义上讲都属于长征，都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和牺牲。需要说明的是，同一路红军的长征有时身负多重任务，如北上抗日先遣队同时有为主力红军长征探路、开辟根据地包括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等因素，其他长征队伍也都有开辟新根据地或与其他红军会师的因素。红六军团同时具有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的目的，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且在征战途中为中央红军吸引和调动了大批敌人。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至遵义会议和两河口会议前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应对国民党围剿。同时，在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以艰苦的斗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从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行动；陕甘红军英勇奋战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意义重大；没有陕北根据地，红军长征的结局还很难预测。另外，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抗日联军，最早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地下斗争的党组织和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也为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关于长征的精神

长征，不仅锤炼了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军队，还升华出伟大的长征精神。201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时强调，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伟大壮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红军长征胜利，充分展现了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我们今天回顾长征，不是要重温当年长征的物质生活，而是要弘扬长征的精神，进行新的长征。我个人经过几十年思考，对长征精神的理解为六句话，这就是“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严格的纪律、不怕牺牲的精神、尊重实际的作风、众志成城的凝聚力”。“尊重实际的作风”主要体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先后同“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顽强的意志”“严格的纪律”“不怕牺牲的精神”“众志成城的凝聚力”等由于篇幅限制很难展开讲了。这里我只说说“坚定的信念”。有人疑问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长征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红军出于求生的本能，还是因为他们真的具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我认为不排除求生的本能，但是最根本的还是信仰的力量在支撑。如果仅仅是出于生存的本能，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开小差，完全可以把毛泽东的头取下来，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所以主要还是信仰的力量在支撑他们。我在四川达州考察，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一名红军战士正在石头上刻“打倒刘湘”“列宁万岁”的标语，国民党部队赶来了，但他不跑，仍在那儿刻，任凭国民党部队对他射击，他还是一边挨着子弹一边刻。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一种信仰的力量在支撑，能做到这一点吗？当然，不是说现在还要人那样做，但人要有一点精神，要有信仰。

长征胜利，有许多值得今天汲取的宝贵经验。其中同中央保持一致，是最重要的一条。长征时各路红军、各根据地分散作战，经常同中央失去联系，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有着极强的组织观念，他们相信中央、盼望中央、服从中央。这是各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长征期间，曾发生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事件，这其中虽然有许多复杂的情况，但本质上是张国焘拥兵自重。也正是在中央的努力下，在服从中央顾全大局的朱德、刘伯承及左路军和四方面军大多数同志的努力下，在二方面军的支持下，最后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阴谋。与张国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为四方面军辖下的红25军长征最先到达陕北，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25军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慷慨为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援助。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因为刚刚发生了张国焘事件，红25军过去又隶属于张国焘领导，中央难免有些担心，毛泽东致信徐海东借一千块大洋，也不免有试探性质。徐海东将仅有的六千块大洋自己留用一千块，五千块全部支援中央红军，并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正是服从中央统一领导的组织观念和政治规矩，才有长征的胜利。张国焘无论历史上有多大贡献，从另立中央发展到最后背叛革命，这是性质的转变。服从中央，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明确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经过长征的实践，更加成为全党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