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农民认同，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3）

（二）陇南市“党支部+合作社+电商+贫困户”模式运行效果

党的建设不仅服务于经济建设，而且有机融合到经济建设中去。“党支部+合作社+电商+贫困户”这一模式将党的优势与合作社的资金、市场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基层党建和精准扶贫的良性互动。陇南市通过“党支部+合作社+电商+贫困户”的精准扶贫增收产业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发挥了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通过党组织整合资源、劳动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将商品直接推向市场，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商品利润，提高了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市场化程度，使一家一户的小农业生产得到整合，获取了规模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

2015年5月13日羌凤帽帽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入股资金共47万，养殖场占地面积118亩，圈舍及各类用房共1050平方米。合作社2015年实现销售额278000元，纯利润120000元，其中82000元参与分红，35户贫困户每户分红2000元，实现了“企业发展、股民受益”的目的。预计2016年底每户贫困户股民可分红10000元。

在帽帽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影响下，台乡福康源土蜂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根据“党支部+合作社＋电子商务+贫困户”的精准扶贫增收产业发展模式，组建“土蜂蜜”养殖合作社，与陇南领军电商有限公司、田野土特产公司联合发展壮大土蜂蜜养殖产业，成为陇南网上畅销产品”陇源“牌蜂蜜的又一供货基地，同时也是“党支部+合作社＋电子商务+贫困户”发展模式的又一次推广。

宕昌县兴化乡柴家庄村，全村478户2087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260户1064人。该村在“党支部+合作社+电商+贫困户”模式下，成立了“兴化乡地道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中有87户贫困户土地300亩，这87户贫困户按每亩300元租金入股，农户在合作社务工，负责种植和田间管理以及作物收获。务工人员每人每天获得工资100元，农民不出家门即可打工，这既解决了土地耕种问题，又解决了留守村民的务工问题，增加了农民收入。到目前，该合作社投入资金达30万，运行良好，为贫困户脱贫致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建设“服务型政党”，增强农民对基层党组织的政治认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思想和行动指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时期的新国情把“人民拥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各项方针政策的标尺。而当今，作为“人民”绝大多数的农民显现出与以往时代不同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系统，要始终紧跟时代脉搏，面对新的形势下农民出现的新特点不断自我更新，并及时回应，这“对党内而言，是增强党的活力和内聚力的工作，对公众而言，则可看作是塑造政党形象的活动。可归根结底，政党的影响力取决于政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取决于公众对政党及其行为的认同。”[1]

（一）新时期农民的特点

葛兰西认为，一个政党要存在，必须具备群众的要素、主要的凝聚力量和中间要素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群众要素。[2]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人民的大部分又是农民，因此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关乎到党的前途和命运。“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农村基层党建创新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农民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农村基层党建面临巨大的挑战。新时期我国农民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1，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但是“血缘”关系导致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

农村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集而居的群体，村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导致所有的关系都打上了“人情”的烙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形成了以“己”或家庭为坐标系的“差序格局”，产生了以“己”为标准的“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这种社会结构缺少“团体格局”的公共道德，缺少现代公民意识。村民之间紧密的血缘关系导致农村“制度化”、“程序化”的政治参与缺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农村选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但是在农村实际运作中，大多是亲戚选亲戚，他们缺乏针对性的利益表达机制，投票具有任意性。而这一方面会导致“任人唯亲”，另一方面甚至会导致严重的乡村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或许农民根本不明白什么是“政治”，他们参与的只是为自己、为家族谋利，仅此而已。所以通过“选举”产生的村干部带有很强的利益倾向性，加剧农村冲突。很多农村基层党组织沦为宗族势力、流氓恶势力的工具，完全丧失党组织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