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裕声：从四次“转折”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定力（3）

遏止分裂转折点：先行北上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历尽艰险的两军将士相见后分外高兴，纷纷互赠纪念品、召开联欢会、讲述征战经历，整体气氛十分融洽。然而，当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不过是一支仅有不足万余人且装备补给条件都十分差的疲惫之师，与自己手下率领的八万之众、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完全不能相比之后，其个人的政治野心一下子膨胀起来。他借口“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决定，反而执意展开南下计划，实际上就是想以此来要挟中央，向党伸手要权。党中央在拒绝张国焘无理要求的同时，也从维护大局的角度出发，对张国焘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同意让其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但张仍感到不满足，继续在暗中从事分裂党的活动。9月8日，他电令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转令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服从，则将其扣留。9月9日，张国焘再次发电，要求右路军南下以“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党和红军随时可能坠入组织分裂、手足相残的黑暗深渊之中。

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经过紧急协商后，一致认为说服或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非但没有可能，再拖下去则极有可能会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中央因此决定，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红三军和中央军委纵队一部迅速离开驻地，先行北上。如此一来，既能够避免红军之间发生无必要的流血冲突，也使得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力量得以保存；而先行北上的成功实践和南下计划的受挫事实，使广大红军官兵，尤其是红四方面军官兵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图谋分裂党和红军的本质，为日后实现全军的集中统一指挥进一步扫清了障碍，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党指挥枪”这条人民军队的根本建军原则。正如毛泽东在1937年3月的延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张国焘）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

南下失败的红四方面军最终还是北上与中央红军汇合，而张国焘则于抗战开始后叛逃至国民党方面，全国解放前夕又逃往海外，最终病死于加拿大。曾经的中共一大代表，最终却沦为流亡海外的叛徒，在历史大潮中浮沉一生的张国焘，最缺乏的正是那种心向信仰、不慕权势的政治定力。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央红军中那么多领导同志，没有一个被张国焘的枪杆子所吓倒，更没有人因此而与之密谋串通、卑躬屈膝，而是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坚决斗争。而红四方面军中的不少同志，也没有因张国焘是自己的上级而轻易动摇立场。中央红军先行北上之后，当有人请示徐向前“打不打”时，他就明确表态：“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体现的正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政治风浪袭来时的如磐定力与清醒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