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改进永远在路上”（2）

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文风改良的大师

主持人：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事实上，毛泽东、邓小平等我们党的老一辈领导人不仅高度重视文风问题，而且身体力行，他们的很多作品本身就是改进文风的典范，请谈谈您对此的看法。

万安伦：我感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都是文风改良的大师。马克思指出，当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工作有了数字，就接近了科学。用数字写文章乍看起来比较枯燥，却是一种最接地气、最务实求真的朴实文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都是非常朴实无华、明白晓畅的。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演讲中把“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并列为延安整风的三大内容，号召全党抛弃党八股，倡导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章写作和表达方式。毛泽东本人就是这种生动活泼文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此后，“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文艺大众化运动在解放区乃至全国蓬勃展开。

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说过这样一段话：“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小平同志倡导“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党风、学风和文风的具体体现。陈云同志也曾经说：“开会不要开死人”，表达了对开会讲空话套话的极大不满。

刘跃进：毛泽东同志历来倡导古为今用，号召人们要充分地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延安整风时，他特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报告，强调要整顿学风，整顿文风，整顿党风。毛泽东引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号召全党同志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自己也身体力行，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字，表达深邃的思想。如他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稿件《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等，高屋建瓴、精辟透彻，给我们树立了典范。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端正党风，要从端正学风做起；端正学风，要从文风做起。“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

 陈晋：重视文风，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是我们党改进文风的典范。比如，毛泽东讲话写文章，不拘一格，有力度有温度；邓小平讲话写文章，平白朴实，直截了当，简洁明了。两种风格，都有个性，一看就是他们写的，一听就是他们讲的，都体现了我们党提出的“文风三标准”：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不仅国内这样看，国际上也有这样的感受。比如，1961年6月，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对瑞士劳动党总书记沃克亲自校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法文译稿表示感谢。沃克回答说，这是他有兴趣和喜欢做的一件事，因为“目前各国党的领导人，包括他自己在内，谈问题都是一般化，不能摆脱已形成的公式，唯有毛泽东同志具有独特的风格，问题写得生动、细致。”

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文风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我想有三个原因值得注意。

第一，态度上很真诚。讲话写文章，是敷衍应付，还是要说点自己的认识，这是决定有什么样文风的起点。不良的文风，诸如那些面面俱到、离题万里之“长”，那些照抄照搬、不触及实际之“空”，那些堆砌概念、言不由衷之“假”，究其原因，首先就是在讲话写文章的起点上输了一着。“修辞立其诚”，长空假文风的典型标志是看不出自己的话，这对别人不仅是一种折磨，而且让人觉得你说话写文章没有诚意，对听者读者也是一种轻慢和冒犯。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文章，之所以一看就是他们的，首先是他们谈的是自己的观点，表达的是自己的智慧，甚至挟带有自己的个性与感情，因此，他们的文风很有生气，有个性，有感染力。对此，毛泽东1964年1月8日同吴冷西谈《人民日报》宣传问题时说：“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列宁就很少引人家的话，而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总之是提倡我口讲我心，我手写我口。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邓小平的大量著述，都是口头讲出来的，你不能不说是经典。

第二，内容上重实际。毛泽东、邓小平同志讲话写文章总是着眼于实践，不是为讲而讲，为写而写，而是讲于所当讲，写于不得不写。讲、写之前，对形势发展有自己的判断分析，对问题和矛盾有自己的研究，对推动实践工作有自己的考虑和期待，这才去讲，去写。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名篇，无不是因应实际、推动实践而写。即使是《矛盾论》《实践论》这类纯粹的理论论著，也是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倡导新的思想方法。邓小平同志的两篇重要长文，1978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92年的“南方谈话”，都是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讲出来，写出来的。他们的讲话和文章，听起来读起来很解渴，关键是紧扣了实际，内容很实在。毛泽东对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一个很准确的评价，他说：“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总之，“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

第三，风格上看对象。讲话写文章，总是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还要面对不同对象。不同对象有不同的要求，听讲或阅读有不同的接受习惯。因此，一个人的文风未必是单一的。毛泽东同志很注意这一点。年轻时他办报刊，包括他在战争年代亲自撰写的一些新闻报道，文风活泼辛辣，酣畅流利；如果对象是老一辈党外民主人士，则文辞典雅，陈义高古；面对青年后辈，亲切自然，平白朴素；在正式大会上，精心准备，力求高屋建瓴，入情入理；在党内小范围会议上，放得开收得住，讲得透抓得准；写读书批注，直率本色，不掩性情；写批示常常由此及彼，态度鲜明；写政论，气势磅礴，神气昂然；写理论文章，有论有据，醇厚自然。这些不同风格的背后，表达的是尊重对象，真诚交流，追求的是让人听得进，入脑入心，有所思，有所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