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阳明心学

孙中山与阳明心学

122年前,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的号召,为进中国于世界先进行列,撰写《建国方略》,勾勒含“心理建设”“实业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系统建设工程——一个宏伟的现代化建设蓝图,其中既有世界视野,又从中国国情出发,既借鉴西方经验,又蕴含着中国元素。本文仅就“心理建设”,透视它与传统心学的渊源关系,并从中得到启迪。

《心理建设》为《建国方略》之首篇,文中阐述心理建设的重要性,其内容折射出传统心学的影响。“心为本”论,是心理建设的理论基点,他提出“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呼吁:“国民!国民!当急起直追,万众一心,先奠国基于方寸之地,为去旧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设也。”又提出“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心之用大矣哉”,认为世界的一切事与物,皆本源于“心”,犹如陆九渊所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陆九渊集·语录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年谱》)。孙中山同心学家一样,十分强调人的精神与意识的重要作用,他认定“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有如陈献章所说,“君子一心足以开万世”(《陈献章集·论前辈言銖视轩冕尘视金玉》)。基于此,孙中山认为在民国初年,新国家的存亡取决于能否破“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可以说,孙中山明显地接受王阳明“剿心中贼”的说法。

孙中山认为,宇宙由物质与精神两大领域构成,并依据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而提出。宇宙进化经历“物质进化”“物种进化”与“人类进化”三个时期,宇宙起源于物质,精神是物质世界进化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人所特有的。与此同时,他强调精神的作用,认为“物质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当他着眼于社会问题时更多地体会到思想、意识、观念、信仰、思维方式等之重要。从总体上看,他融汇了西方的新理念,并在传承心学中有所创新。

传统心学,从陆九渊到陈献章、湛若水,再到王阳明,在学理上都非常注重“心”的地位与作用,学术旨趣都是唤醒人的道德本性,而后达到维系道德纲常,以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孙中山则提出,“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并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明确提出人类进化的规律是“互助”而不是“竞争”,视道德为人类发展的动力,强调这一进化规则有别于一般的动物。正是从重德的立场出发,他阐述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传承了心学的“人禽之辩”理念。他指出,宇宙发展进入人类阶段后,“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以互助为原则”,这是说人类不同于一般动物,人脱离了兽性,生存在社会之中,“互助”是人类进化的道德力量。他强调“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互助便是社会上“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与“不知不觉”三种人,彼此的“相识”“相亲”和“相助”,在互助中求得社会的和谐、安宁与发展。

孙中山的互助论,体现了传统儒家,特别是心学的“人禽之辩”观。孟子说,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是否有道德,“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孟子·告知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焦循在《孟子正义》中注释说:“饮食男女,人有此性,禽兽亦有此性,未尝异也。乃人之性善,禽兽之性不善者;人能知义,禽兽不能知义也。”王阳明说,“良知”是天理,是人的本心,“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下》)。可以说,“人禽之辩”说,是互助论的理论出发点。同时也应该看到,孙中山在比较人类与其他物种时,借助了西方近代的进化论、生物学、社会学。他从宇宙发展的必然性高度,来揭示“互助”为人类进化原则,强调是否依循互助进化原则,关系着人类社会的“昌”与“亡”。由此足见,孙中山对心学的传承,并非要回到古代,而是站在现代科学前沿,以新的时代精神,弘扬与发展了中华优秀文化,这无疑为后人提供典范。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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