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阳明心学（2）

三

“知难行易”说，是孙中山《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的重头戏，文中对知行关系的阐述，拉近了与心学的距离，又展示出他对心学知行观的创新。

孙中山在谋划心理建设时，特别关注人的认知方法，把变革传统知行观作为心理建设的关键。他审视民国初年党内外出现的思潮时，发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思维定式，“夺吾人之志”，“迷亿兆人心”，成为“心理之大敌”，令人“痛心疾首”。于是，提出，“我所信仰的是‘知难行易’”，“实则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乃为真理”，主张以“知难行易”说替代“知易行难”说，试图从理论的深处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知行观，是中国传统儒家的认知论，也是明代心学的重要命题。《尚书·说命中》提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这一古老的格言，体现着古代朴素的知行观，并成为中国人的思维定式。迄至宋代，思想家们对知行的关注，不再停留在“难”与“易”的探讨，不论是朱熹的“知行常相须”，湛若水的“体认兼知行”，还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命题，都是主张知与行相合一。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孙中山在检讨传统的知行观时，论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既有肯定又有批评：一方面，肯定“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所以勉人为善”，肯定“‘知行合一’之说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其勉人为善之心，诚为良苦”；另一方面，又指其仍然保留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意，“与真理背驰”，“不合于实践之科学”，指出阳明只是说了“合知行于一人之身”，而时至今日，“以科学愈明，则以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或许孙中山对王阳明的批评过于苛严，但是他站在科学昌盛时代的新高度，以科学时代的视角，去重新考量明代心学的“知行观”，从而创新传统的学说，使之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无疑昭示着中华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孙中山“知难行易”说，是融汇中西文化的思想硕果，突破了传统的说法，不仅把传统“知”与“行”孰“难”孰“易”的位置颠倒过来，并在新时代的高度上，去阐发新学理，创新传统的知行观。其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对“知”与“行”作了明确的界定，提出“知”即“真知识”，而且“必从科学而来”，即认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行”是指行为、行动、做事、践履，包括“生徒之习练”“科学家之试验”“探险家之探索”，以及“伟人杰士之冒险”等，其定义超越了传统儒学对“行”的界定，已蕴含了“社会实践”的广泛内涵。

其二，在基本内涵上，颠覆了“行”比“知”难的传统观念，力图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心理定势。孙中山以十件大事来论证人们的本能和一般行为是普遍的、基础的、广泛的，也是容易的，但要知道其中的道理、认识事情的本质，得到真知却十分难，只有近代的生物学、医药学、卫生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文理之学等诞生后，人们才开始知道种种的道理。在孙中山看来，科学知识、革命理论，都来之不易，比起人的本能行为或一般行为，要难得多，故说“知难行易”。

其三，揭示了从“行”到“知”，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一个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逐步积累而形成系统科学理论的过程。孙中山指出，“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

其四，揭示了“知”较“行”具有更高的品格。指出“行”是基础，“知”是指导，在知行关系上提升了“知”；虽肯定“行”是基础，但更强调“知”即理论，对“行”的指导作用，理论高于实践；“知”指导“行”，并使“行”更易，更有成效。他虽肯定“行”的基础性与普遍性，但他更强调“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指出在科学昌明时代，人们的活动，总是“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无论何事均能“指日可以乐成”。

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展示了人类新历史阶段的新思维方式。美国现代化研究著名学者英格尔斯，他曾把“尊重知识”“计划现在与未来”，作为现代人的首要特征，认为做事之前，是否先有计划和打算，是现代人与传统人的区别所在；指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徒有空名”（《人的现代化》）。应该说，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创立，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反映了在科学昌盛时代，科学、知识、主义对人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知”具有更高的品格，因而告诫人们，在新的科学时代，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而进行变革。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