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

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1)10-0034-05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这次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辛亥革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重要里程碑。

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

中华民族有着自强不息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人民进行过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多次抗争。这些运动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在客观上也都动摇了当时的封建统治,但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活动,是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激烈变革。太平天国运动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施政纲领,但仍旧没有跳出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窠臼。太平天国起义者们试图建立一个以“天王”为首的农民政权,但这一政权最终还是演化为封建政权,“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戊戌变法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试图通过制度的变革,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但维新派反对革命,不敢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是幻想通过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改良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但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本质也没有清醒的认识,最终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可见,这些运动尽管在不同程度上都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但都没有真正提出过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也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纲领,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不同于此前一切旧式的革命,它提出了具体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随后,孙中山在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撰写的发刊词中,又把这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就是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不是狭隘的种族主义,而是政治革命的前提和条件。同时,由于当时清政府已经沦为“洋人的朝廷”,反满实际上具有反帝的性质。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民权主义就是要“创立民国”,也就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民生主义对应的是“平均地权”。如果说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主要是着眼于现实的政治斗争,那么,民生主义则主要着眼于未来,也就是希冀通过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以防止将来出现欧美各国贫富不均的社会弊端。

孙中山制定的三民主义纲领,反映了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反映了中国广大民众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民生幸福的愿望,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这一纲领尽管在反帝反封建的问题上还不彻底,但已充分显示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列宁指出:“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问题,或者说,丝毫没有轻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

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意味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探索发生了方向性转折,也意味着中国人民对未来提出了新的目标。从此,中国走向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救亡的道路。中国革命的双重任务,即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也由此提出来了。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尽管当时的革命者对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的认识还不是很明确,对封建主义的认识也很肤浅,对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之间的关系也缺乏自觉,但他们开启的民族民主革命为后来的革命者探索了道路。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制度变革的尝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枪声响起。很快,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各省相继宣布脱离清廷独立。1911年底,独立各省代表在南京商议成立新政府。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廷颁布了退位诏书,内称:“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这道退位诏书意味着清朝200多年的历史彻底画上了句号,也意味着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彻底画上了句号。

推翻帝制的另一面就是尝试建立共和。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迁徙、信教等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权利;人民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这些充分反映了“主权在民”和“自由平等”的原则。关于政府的组织形式,约法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参议院行使立法权,待国会成立后参议院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使;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统帅全国海陆军队,接受外国使节等;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这一约法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企图通过模仿西式政治制度来振兴中华的设想。它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中国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从而在制度层面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从此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这是辛亥革命在制度层面留下的重要历史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无疑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把皇帝赶跑”,但是“只把一个皇帝赶跑”,民主共和的形式有了,但民主共和的实质并没有真正实现。很快,旧势力卷土重来,袁世凯取代了孙中山。1915年12月,袁世凯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民国洪宪元年,公开复辟帝制,共和遭到毁灭性打击。尽管经过护国战争,民国得以恢复,但民主共和的制度却始终不能真正建立起来,1917年又发生了张勋复辟的事件。随后段祺瑞马厂誓师,赶走张勋,“再造共和”。此时,民国的招牌虽然恢复,但实际上“仍然卖的是中华帝国的药,中华官国的药,并且是中华匪国的药”。总之,革命之后西式民主试验,不仅没有把中国引入正轨,反而使中国陷入了更大的混乱。换言之,一方面,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并没有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也没有使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更谈不上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导致民国初年西式政治制度试验失败的原因很多,既有革命党自身的问题,也有社会层面的原因。马克思说:“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当时的中国,封建主义的社会根基仍然根深蒂固,分散的个体经济仍然占有压倒性优势。这是民国初年西式民主试验遇到挫折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由于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中国也缺乏实行西式民主的历史文化土壤。任何一种民主制度都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辛亥革命在制度上的探索表明,西式政治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进行新的制度探索。

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准备了新的力量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结束了一个旧的君主专制时代,而且在于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民主革命时代。如前所述,辛亥革命本身并没有解决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但却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为以后的中国革命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了条件。

辛亥革命极大地解放了思想,为新思想新理论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中国自秦至清,尽管历代风尚各有不同,制度多有损益,但总体上保持了一致性,实行的都是君主专制制度,“皇权”始终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皇帝都可以废掉,还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的呢?这就为新思想新学说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同时,政治与思想文化是紧密相连的。皇帝是帝制的象征或符号,与帝制相适应的还有一套文化体系,如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皇帝换成了总统,帝制变成了共和,相应的思想文化也要跟着改变。这是一个一变百变的事情。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建立了共和,但与民主共和相适应的思想文化建设还没有跟上来,这也是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陈独秀说:“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陈独秀把这种“伦理的觉悟”称之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一觉悟上发展起来的。可见,辛亥革命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都是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为新革命力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辛亥革命后,政党政治空前活跃。在君主专制时代,中国有朋党而无政党。中华民国建立后,同盟会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其他各派政治势力也纷纷组党,一时出现了政党林立的现象。之后各派政治势力重新分化组合,形成了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政党对峙的形势。尽管民国初年的政党成员复杂、政治目标摇摆不定、缺乏明确的阶级意识,但毕竟是打开了政党政治的大门,为新的政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旧制度,从而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革命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整个社会也都认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因此出现了历时近10年的现代工业发展浪潮。据统计,1912—1919年,新建厂矿600多家,到1920年,新增资本总额1.6万亿元,这8年的投资,相当于1912年以前50年间投资额的总和。现代化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明显提升,现代工业无论在数量、规模、范围还是影响上都大大超过晚清几十年的总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这就为中国革命运动注入了新的阶级力量。这种政治经济的变化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辛亥革命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从反面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难以担当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历史性任务,不能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辛亥革命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西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但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必须寻找一条新路,去完成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样,辛亥革命的失败,推动先进中国人去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去完成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继承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扫除了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两大障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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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欧阳军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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