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慨然面对生死

毛泽东在书房会见美国总统福特（资料图）

1964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时说：“我打了二十五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这里的25年，应该是泛指，其实是应该超出25年的，起码应该以秋收起义的1927年为起点。至于在这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于枪林弹雨之间，毛泽东“没有被敌人打死”，甚至也没有受到过较重的肉体损伤，也是基本的事实。

1965年1月9日，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再度访华。毛泽东在与他会谈时，两人提及国际问题，不禁又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斯诺说：“那时（1942年）我在俄国当战地记者。”毛泽东询问道：“待了多久？”斯诺答：“两年半。战争结束后，在英国、法国待过。我从未打死过人，我倒有几次几乎被打死。”

斯诺谈到他在战场上进行采访，毛泽东则关心地询问其安全问题。谈话后来转到中美问题上，斯诺提出两国关系的改善有没有希望之问。毛泽东回答：“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也许是因为此前谈及战争和生命等话题，毛泽东言语间有了一丝苍凉的味道。随之，斯诺说：“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毛泽东接着说：“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这是极少听到的毛泽东亲述个人经历的故事，而且是凶险的经历。于是，几乎是本能的，斯诺紧张地询问：“在延安时？”毛泽东回答：“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

“我没有被敌人打死”，然而有“好多次”的危险，这都是此前人们所罕闻的。笔者遍查史料，只查到后者的有关内容。

这就是历史上“毛泽东恸哭警卫班长胡昌保”的故事。胡昌保，江西吉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初担任毛泽东的警卫班班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6月，中央红军总部率领主力部队同中央机关由泸定化林坪出发，经四川荥经县进入天全县境。就在毛泽东经过荥经县三合乡茶合岗时，敌机飞来，在上空盘旋扫射，当时毛泽东正在左边的小路上行军，来不及隐蔽，胡昌保急忙扶着毛泽东向右边小树林跑去，不幸被敌机俯冲投弹击中，英勇牺牲。面对为保卫自己而牺牲的战士，毛泽东不禁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自述秋收起义之前的历险

毛泽东历史上遇到过的风险，笔者找寻到许多相关著述，其中提及毛泽东曾十几次面对死神的威胁：中共一大会场被抄、早年遭敌通缉、韶山遇险、井冈山突围、兴国突围、长征路上遇险、敌机轰炸会场、日军空袭延安城、胡宗南进攻陕北、敌机偷袭城南庄、北平刺客、敌特密谋炸专列、炮轰天安门案、晚年视察南方路上的险象环生等。不过，其中一些尚难真正谓之历险，而毛泽东本人讲述过的，除上述其与斯诺言及的多次战场上性命攸关的历险，还有1927年秋收起义之前的历险。

在1927年秋收起义的前几天，毛泽东根据最后一次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前敌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在起义前到安源、浏阳等地通知起义队伍，结果，在从浏阳去安源做工作的途中，意外地被当地地主的民团抓住了，将要被押送到团防局，情况十分紧急。在这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沉着冷静，巧施妙计，与敌人周旋，终于转危为安。

对于这次遇险，毛泽东一直记忆犹新，后来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曾专门提到：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袁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了一个高地，下面是一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