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慨然面对生死（3）

与护士长的一次长谈

晚年的毛泽东曾经多次谈及自己的生死问题。对此，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的回忆最为详实。

1963年罗荣桓逝世之后，毛泽东与吴旭君有过一番长谈，这也是毛泽东生前最为集中的一次讲述他的生死观。多年后，李敏等主编的《真实的毛泽东》一书追述说：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同志逝世，毛泽东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从那以后，他一直很少讲话，几天睡不好也吃不香，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就在这时，他写了一首诗《吊罗荣桓同志》。

有一天，他睡不着觉跟吴旭君聊天。回想往事，谈起他母亲。“我喜欢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他靠在床上对吴旭君说，不停地吸烟。吴旭君坐在他床脚下听着。“尽管她不懂搞群众关系，可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排着长长的队，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父亲对人苛刻。我总忘不了这件事。”“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不是不在吗？”“我不在就不能听别人说？”“你对你母亲怎么个好法？”吴旭君好奇地问。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这也怪不得你。你那么早就投身革命，寻找真理，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算是孝敬母亲的。”吴旭君宽慰他说。……

毛泽东继续抽烟，沉思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你别开玩笑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你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会及时给你治疗护理，不让你得大病。”“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毛泽东坚定地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见我的痛苦。”

“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吧。”吴旭君说。毛泽东固执地说：“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这些呀？”吴旭君说：“我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窄，不像主席说的这么广泛。确切地说，我们更多的研究人的生、老、病、死。在医学方面有的还落后于其他学科。虽然生、老、病、死只有四个字，可是在这个范畴内还有许许多多微妙复杂、无穷无尽的问题。比如，如何提高优生率。怎样防老，减缓衰老过程。对疑难、不治之症怎样找出一个预防治疗措施。如何降低死亡率。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研究，有待解决。”

听完吴旭君的话，毛泽东笑了。他掐灭烟头说：“讲得不错嘛。你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那好，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会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对这么突然的提问，吴旭君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吴旭君吓呆了，好久没说话。“你怎么了？”毛泽东问。“主席，咱们不要谈这个问题，换个话题吧。”毛泽东认真起来，用肯定的语气说：“你不要回避问题喽。话题不能换，而且我还要对你把这个问题讲透。给你一点儿思想准备的时间。我书架上有本《形式逻辑学》，你拿去读，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吴旭君从他的书架上找到《形式逻辑学》回到休息室就看起来，以应付“考试”。毛泽东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你休想打马虎眼。第二天，吴旭君陪毛泽东吃过第一顿饭以后已是下午，吴旭君离开饭桌，坐在沙发上，他就问：“你的书看得怎么样，我们接着昨天的谈。”吴旭君说：“这本书的页数不算多，我都看完了，我觉得自己得了消化不良症，有的问题似懂非懂。”“形式逻辑讲的是什么？”他像个严格的老师似的问。吴旭君把准备好的几段有关形式逻辑的定义背给他听。他听完以后说：“那你就根据概念、判断、推理举个例子，考考你学过的东西会不会用。”吴旭君没想到他会提这样的问题，想了一下说：“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体，铜是金属，所以铜是能导电的。”毛泽东点点头：“讲得不错，你再联系我们昨天谈的问题举个例子。”吴旭君想，自己从来没把毛泽东与死联系起来想过，她的工作是保证他健康、长寿。另外，从感情上讲，吴旭君根本不愿他死，中国太需要他了。吴旭君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运用残酷的“形式逻辑”，所以她直率地说：“昨天谈的事我举不出例子。”毛泽东看着吴旭君为难的样子说：“那好，让我替你举个例子吧。”他有些得意地掰着手指说：“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作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他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啰。”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吴旭君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很沉重，一点儿也笑不起来。她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这个人呀，还有点儿迷信呢。”他指着吴旭君的鼻子说，“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

他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讲什么？”吴旭君茫然地问。“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停了一会儿，他认真地对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不能，万万不能。”吴旭君连连摇头说，“平时我一切都听你的，这件事不能听，我也不干！”毛泽东不再笑了，脸上显出不高兴的神。他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你还订了什么协议，跟谁订的？”吴旭君惊奇地问。“和中央的同志们袁在怀仁堂签的名袁不信你去查遥照此办理大有好处袁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事后吴旭君才知道的确有这么一份倡议书。

这么长长一段的回忆文字，充分展现了晚年毛泽东的生死观，其从容、豁达、明智，体现了一代伟人的风范。

1956年4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进行火化，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在会议休息期间，秘书把倡议书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倡议书在论述了殡葬改革的意义后，要求凡是赞成火葬的人都要签名，毛泽东率先签名。随后，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外同志共136人陆续签名。当时不在北京的或没有参加会议的部分领导人听说这个消息后，也纷纷向中央或有关部门表示同意这个倡议。

1959年2月10日，陈云为此还专门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他说：“前几年有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自愿签名死后火葬，那一次我未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我是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为我的补签字。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哪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

上述实行火葬的倡议书，后来以《倡议实行火葬》为题，收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并注为“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全文如下：

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为着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场外，我们建议，国家还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适当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场，我们认为安葬死者的办法，应当尊重人们的自愿。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办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有土葬的长期习惯，在人们还愿意继续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存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物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至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没有实行火葬而是进入毛主席纪念堂，这是那一特殊历史年代的选择。针对这件事，邓小平于1980年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背毛主席自己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