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辛亥革命（2）

孙中山是“战争事业”的坚决倡导者，领导了风起云涌的武装斗争

孙中山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从事的“战争事业”的坚决倡导者。从组建兴中会开始，孙中山就把反清武装斗争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始终重视革命暴力的作用，既摒弃了维新派的上书请愿方式，又超越了一般的农民战争。孙中山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及实践有着重大意义，反映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国，必须诉诸革命的暴力。推翻了清朝的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武装斗争。

孙中山对于革命暴力手段在斗争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并非一开始就很明确，而是在经历了挫折之后才逐步认清的。民众的自发反抗和农民战争曾给他以影响，但最终使他踏上武装反清斗争路途的还是政治活动的教训。1894年，孙中山在上书李鸿章失败后，才“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甚至实行君主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因为指望统治者来将国家改革是绝对不可能的，官方迫于形势而作出的诺言只能是“舍本逐末”的“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所以，孙中山1894年创建兴中会后立即着手策划广州起义，后来又发动了著名的惠州起义。革命党人展开的多方面活动，包括宣传鼓动、筹款、联络会党和其他社会力量都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反清武装斗争。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马上派遣会员分赴华南、西南和长江流域，进行实地调查，准备武装起义。1907—1911年春，孙中山在华南、西南地区策划了8次起义——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钦州防城之役、广西镇南关之役、钦州马笃山之役、云南河口之役、广州新军之役和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在镇南关之役中，孙中山曾亲登镇北炮台轰击清军。对于遍及各个地区的反清武装斗争，孙中山也极力给予策应和支持。

坚持反清武装斗争，是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的重要特点，反映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人民群众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而没有基本的民主和权利。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任何反抗都会招致反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甚至连堪称“跪着的造反”的维新运动也以“六君子”的血洒街头而夭折。为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政府偶尔作出的“改革”姿态，实质上都是为了苟延残喘的狡猾手段。以清末鼓噪一时的预备立宪为例，无论迟迟不能兑现的《钦定宪法大纲》还是已经开设的咨议局、资政院都没有改变人民的无权状态，以致立宪派也普遍感到失望。因此，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为独立、民主和富强而斗争，不可避免地要诉诸暴力手段，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认识和实践了这个道理，这对于他们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大有裨益。孙中山的政治生涯几乎没有离开“战争事业”，从开始组织革命团体时就进行了几次反清武装斗争，到中国同盟会时期更发动了持续不断的武装起义，直到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

但是，直到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所策划的多次起义大都以失败告终。造成这种悲剧性结局的原因很多：没有练成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从外面“输入”械弹以及战斗人员；各自为战，不相联属……更为严重的是没有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致使起义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难以具备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但是，决不能因此而贬低反清武装斗争的重大意义。持续不断的起义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一次次悲壮的战斗激励了群众，提高了革命党人的威望，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事实上，每一次武装起义都为最终推翻清政府积累着胜利因素。“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更成为辛亥革命的序幕。正如孙中山后来所指出的：“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