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的标志究竟是什么

图为《申报》对西安事变的报道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从中调解，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西北军两军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也由于蒋介石政治态度的转变，到1937年“二二”事件后中央军于2月8日和平进入西安，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要到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

西安事变爆发之前，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会谈从1936年2月底董健吾到陕北接头以后就一直在进行

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代表全国爱国力量提出的政治主张，正式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剿共内战，开始了一个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的新阶段。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于2月26日返回西安，随即和周恩来继续进行国共合作的会谈。在这之前，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会谈从1936年2月底董健吾到陕北接头以后就一直在进行。1937年2月9日顾祝同到达西安的当天，就以蒋介石委派的国民党代表身份，同周恩来进行会谈。

9日深夜11点钟，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请他以即将发表的“致三中全会电”作为“与宁方交涉之政治的立场”。第二天中午，张闻天、毛泽东电复周恩来，对谈判内容作补充，说明军事机关、政治集会我方应派代表参加，政府则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

2月11日，周恩来同顾祝同、张冲会谈。12日凌晨3时，张闻天、毛泽东又就谈判策略与条件复电周恩来，请他注意在谈判时要对方实行“致三中全会电”中所提五项要求，以避免对方“迫我再让”；要提出或坚持扩大红军现有防地，对西路军“停战让防”，各省游击队就地改编，拒绝国民党向红军派遣政训联络员，经费须从2月领起等条件。12日白天，周恩来同顾祝同继续会谈。双方就共产党适时公开、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扩大民主（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红军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分期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

在2月底恢复谈判以后，双方意见的主要分歧是在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和编制上。按中共中央批准的谈判方针，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为4个师，每师3个旅6个团约1.5万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但张冲临返西安时蒋对他说：红军可以改编为3个师9个团，不可再加。对此，张闻天、毛泽东于3月初电复周恩来，同意张冲在谈判过程中提出的红军主力编4个师16个团、另编2个徒手工兵师8个团共6万人的意见；后因南京方面坚决不允，中央书记处电周：“编制仍以四师为宜”，“但如蒋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由于共产党方面一再让步，至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商定将一个月来的谈判作一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当晚电报蒋介石决定。

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指出：“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之政治立场”，“绝对不能迁就”

不想国民党方面又节外生枝，制造障碍，3月11日，由贺衷寒提出一个修正案。按贺案，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每师人数只能一万，总共三万，且要服从南京和蒋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由南京派遣，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派人充当；“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在善后处理中，对停止进攻西路军置之不提。总之，要把红军和苏区完全置于南京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并欲以当时孤军苦战的西路军的安危相胁迫。

张闻天、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于3月12日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周恩来并通告红军部队各军事首长，指出：“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对他们所提“均须严拒，申明无从接受”。电报指出：“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之政治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对谈判策略，针对两个星期来国民党方面“着着进迫”，提出我方“现应改换姿势”，“向之进攻”，坚持三个国防师（每师1.5万余人）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和苏区完整等最后限度的条件，“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3月15日、16日，中央书记处又连续致电周恩来，要他要求迅速见蒋当面解决问题；为顾全大局，按照电报所列中央确立的15项谈判条件继续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