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领导智慧和决策风格（7）

（三）既是战略家又是文化人

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领导智慧的形成跟他的主体素质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他是战略家又是文化人。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胡适，1951年5月31日，胡适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盼我公多读一点近年中共出版的书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于红军‘长征’之后，最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以文人而主持中共红军的战略”。胡适写这封信的目的，第一是要蒋介石总结失败的原因，要多读点毛泽东同志的书；第二也暗示蒋介石对文化人要客气一点，跟文化人多接触。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成为大战略家，跟他必备的文化素养有很大的关系。作为诗人，他具有伟大的激情和想象，革命需要激情，制定战略需要想象力。反过来说，搞革命最需要激情，没有激情成不了革命家。只有奇特的想象力，所制订出来的战略才是独具一格，让对手意想不到的战略。制定出来的战略如果缺少想象力，有时候甚至战略效力都发挥不出来，别人就都知道了。

作为记者、散文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表达影响至今。可以说，毛泽东同志通过其语言魅力，开创了一代文风。今天我们党内的话语方式基本是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在延安之前，我们党内的文件很难读，两种文风：一种是外国留学回来的那种欧式语句；另一种是没出过国的老同志写的半文半白的文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改造我们的学习，改造我们的文风，率先带头开创了毛式文体。

作为散文家和记者这个文化人的身份，为什么有利于他的战略呢？他能够把自己的认识、判断、决策化为具有号召力的鲜明生动的警句。比如，毛泽东同志经常给别人改文章，一篇文章标题叫《京东郊区蘸庄子乡民生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太长了，毛泽东同志改为《妇女走向了劳动战线》，主题一下就鲜明了；还有一个标题为《上华社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发动社员增养毛猪》，毛泽东同志改为《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没有记者的敏锐，没有散文家对警句的运用，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毛泽东同志文化人的身份使他能够在一大堆现象里面提纲挈领、抓住主题，看出问题的实质，作出决策。

作为历史学家，毛泽东同志懂中国历史传统，懂中国文化传统，他拥有来自国情传统的经验和智慧。在中国搞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不懂得中国的国情，没有这方面深厚的底蕴，很难。所以赵超构精辟地指出：“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悉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

作为哲学家，毛泽东同志懂得思想方法的重要性，强调对立统一和实事求是这两个核心概念。对立统一的矛盾思维和实事求是的实践思维，这是支撑战略思维的两个最根本的思想方法。什么叫对立统一的矛盾思维？实际上就是两句话：世界上任何问题、任何事情、任何人物、任务决策都有正反两面；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两面变成一面，促进矛盾的转化。这是最简单的说法了，真正要说什么是对立统一，那得几本书来阐述。什么叫实事求是的实践思维？第一句话：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干什么事情、做什么决策，一定要根据实际环境，根据所提供的条件，来解决问题，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别跑到中国来唱苏联的歌，那就是“教条主义”。王明、博古在土地革命时期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唱苏联的歌。第二句话：要明确饭是一口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不要想一口吃成个胖子，制定战略要实事求是，一步一步地来。毛泽东同志作为哲学家，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思想方法。我特别要强调一点，毛泽东同志作为理论家的出现是在延安，而在到达延安之前，他的主要特点是打仗搞实际。他就是通过发奋阅读，结合革命实践的创造，思想水平、理论水平一下子就上了一个大台阶，所以才能够成为大战略家。

刚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并不是党内最懂理论的人。当时延安男女比例是18：1，18个男同志才有1个女同志，所以男同志在延安找对象很困难，而且女同志也很苛刻。那些女同志都是抗战开始以后，在大城市里因为向往革命而到了延安的大学生，家里条件好，很洋气；男同志各个灰头土脸，年龄又大。所以女同志找对象总结出四句话：第一要有王明的理论，第二要有博古的口才，第三要有周恩来的风度，第四要有毛泽东同志的实际。当时在延安的几个领导里面，毛泽东同志的特点是懂实际。但是毛泽东同志不服气，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受打击、受排挤，就是因为说他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所以到陕北以后，他下决心阅读，读哲学、军事、马列书籍，写批注，思考我们过去为什么犯错误，思考我们为什么进行抗日战争。最后写出了一大批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著作，一下子让党内的人都服了，成为了大理论家，实际上也成为了我们党的精神领袖。毛泽东思想成熟了，他就有战略思想武器了。所以不要小看文化人理论家对制定战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