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体制改革与高校智库发展

随着高校智库建设的深入推进，诸多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目前大家讨论较多的是高校智库的人事、经费等方面的问题，对于学科与智库建设之间的关系则鲜有讨论；即使讨论，大多也以高校学科如何有利于智库建设为落脚点。不可否认，高校学科可为智库研究提供深厚的学理基础、密集的人才资源，但是，根据“决策咨询制度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对北京、上海、广州的17个高校智库以及部分高校学科建设办公室的调研，发现现有学科体制对高校智库建设存在明显掣肘，需要深化学科体制改革，以推动高校智库的健康发展。

现有学科体制对高校智库发展的制约

智库研究以政策实践和政策过程为研究对象，以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提高公共政策质量作为目标，研究范围涉及政策战略、政策规划、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分析方法和技术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智库研究应当具备相应的学科基础，是以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为取向，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以问题解决和实践应用为着力点。

智库研究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应用性，这要求其区别于传统学科的组织管理体系。因此，在当前我国高校的组织管理、评价体系、资金拨付等均以学院为单位、以学科为基础的大环境下，智库建设遭遇了一系列挑战。

第一，组织方式上，依托于单一学科，不利于跨学科、综合性智库的建立。当前高校智库大都依托于某一学科而建，从业人员要想进入这类智库，必须与其挂靠学科完全相同或者高度相关。如此建起来的智库缺乏综合性，不能满足解决复杂问题的需要。

第二，人员构成上，多由学科人才兼任，缺乏职业化的智库人才体系。正是因为大多数高校智库或者依托学院而建，或者由传统的学术研究中心转化而来，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多由各学院的老师兼任，只有极少数专门从事智库研究的人员，谓之“小机构、大网络”。这会导致智库研究和运营存在几方面的限制：一是老师们因忙于科研与教学，无暇做政策研究，只是偶尔或顺带写一写政策报告，甚至是相关部门将任务压下来才组织人员进行突击写作，政策报告质量不高；二是大多数老师不擅长政策研究，所提建议往往不切实际而不能落地；三是学院老师对于如何运营、管理智库没有经验，缺乏“思想界的企业家精神”。

第三，评价体系上，仍采用传统学术评价方法，没有建立起针对智库研究人员的评价方式。目前，我国智库专业化刚刚兴起，还没有发展出专门针对智库的评价标准、声望结构和职业模式，因此，大多数高校智库仍采用原有的学术评价体系。当前，虽然有一部分高校将政策咨询报告纳入到考评体系中，例如将获得一定级别的批示等同于某级别的期刊，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老师从事智库研究的积极性。但是，本质上智库评价仍然依附于学术评价，而且学术共同体对此类成果认可度不高。

第四，经费分配上，多数高校以学院为单位支持学科发展，对智库支持较少。当前直接由高校投资建设的实体性、综合性智库极少，甚至没有。据某高校学科处负责人介绍，高校的资金基本来自财政拨款，国家对这部分资金的用途有着严格的规定，高校没有太多的自主权。建设高校智库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而且存在着较大的风险，既有来自财务审计的风险，同时还存在智库建设不成功的风险。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本着合理合法的原则，大多数高校在资金拨付时更倾向于以学院为单位，支持学科发展，除非有外来资金支持智库建设，高校才以配套的方式投入。此外，作为学院的二级单位，高校智库在资源分配上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第五，僵化的学科体制导致跨学科合作困难。当前，我国高校的跨学科合作非常困难，包括“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跨学院、跨校协同等，最终经费都散落到各个学院、学科，没能形成凝聚力和实现真正的跨学科合作。究其原因，以往的跨学科合作多以平台为支撑，宏观上，跨学科往往涉及多个学院，在条块分割的部门本位主义下，必然涉及职权分配、人员和资源的投入等问题；微观上，涉及合作成员之间的成果如何分享，成果贡献度如何切割，尤其是在强调第一作者为成果主要贡献者的学术环境中，常常面临成果认定的难题。因此，当前的跨学科建设主要是以课题为基础的临时性合作，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第六，公共政策分析学科不成熟，不能满足智库研究的需要。公共政策分析作为智库最直接、最重要的支撑学科，目前在我国的学科专业设置中，被列为公共管理的一个二级学科或专业，从其缘起及其主要学科归属来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共政策分析具有更广泛的理论框架与学术视野，是当代最典型的跨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研究领域之一，同时也是具有较强实践性的学科。因此，需要改变公共政策分析的边缘地位，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智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