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运筹帷幄，成为扭转乾坤的核心。

毛泽东决策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形成“三位一体”局面

事变前，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即开始了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停止“剿共”、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红军和杨虎城之间的统战关系比东北军要早。1933年，杨虎城就和红四方面军签订了“汉中协定”，亦称“巴山协定”。红军和白区秘密党组织建立了交通站，红四方面军急需的医疗器械、通讯器材、汽油、纸张等重要物资以及情报等由此不断输送到苏区。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也着手与杨虎城的部队建立统战关系。红二十六军政委汪峰受命担任了这一特殊使命。据汪锋回忆，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亲自给杨虎城及其总参议杜斌丞等人写了信，在信中恳切地表示，我们党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在给杨虎城的信中还说：“如荷同意，即祈派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

1936年2月，杨虎城首先与红军达成了停战抗日的具体协定。

同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东征，红军撤回河西，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宣布中共的“抗日反蒋”政策已转变为“联蒋抗日政策”。但由于蒋介石当时的顽固态度，中共中央决定把重点放在首先争取西北军高级将领之上。

1936年秋，中共中央提出国共再度合作，将“反蒋抗日”口号改为“逼蒋抗日”。之后，毛泽东又于8月13日派他的秘书张文彬带着他给杨虎城及杜斌丞的亲笔信，随同叶剑英（做东北军工作）、潘汉年（去南京做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汪锋（做十七路军党的工作）等到西安，表示希望“两军关系更臻融洽”。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加紧对红军进行“围剿”。1936年12月6日，毛泽东又派王世英致书杨虎城，敦促杨虎城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战线上，并祈其对苏区资助10万元的经费。与此同时，北方局也派申伯纯等去十七路军做杨虎城的工作；共产党员王炳南回国后，也到杨虎城身边做十七路军的工作。从各方面争取与杨联合抗日。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采取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等方式，开展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毛泽东直接部署和指导了这一工作。1936年1月，毛泽东起草了联名发表的《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愿同正在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议和，共同抗日。

2 月1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王以哲（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张学良，通报国内形势，劝张坚持联合抗日的立场，防止蒋介石的暗算，并同意派李克农立即赴洛川面谈一切。翌日，毛泽东、彭德怀又致电王以哲：红军代表李克农、钱之光等4人于 21日从瓦窑堡动身，25日可抵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李克农等到洛川后，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交给了王以哲，充分表示了共产党的诚意。王以哲热情地安排他们住在军部后院，和自己比邻而居，对外绝对保密。王以哲安排好李克农等人之后，电告张学良。张学良回电说他有事去南京，要王以哲先同李克农等会商谈判第六十七军与红军局部合作问题，其余重大问题待他回来时再谈。

2月2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李克农，提出了更为完整的4条协定。经过再次商讨， 李克农与王以哲最后达成互不侵犯、加强双方联络等4条口头协定。按照双方商定，毛泽东、彭德怀于 3 月 4 日将口头协定内容通报下达部队，开始实行。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次日他亲自驾机飞抵洛川。下午，张学良即与李克农会谈，他完全同意红军与六十七军的口头协定。为了进一步商讨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当面会晤，地点定在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

会谈中，张学良还要求中共派一位代表常驻西安，以便开展工作。李克农答应将张学良的请求报告给中共中央。3月5日凌晨5时，谈判结束。3月16日，李克农到达山西石楼，立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谈判经过，并向中央转告了张学良的要求：“由毛泽东、周恩来二人中选一位与他会谈，商定大计。”毛泽东幽默地说：“看来，这位少年得志的张学良，是嫌我们克农同志的官小啊!”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李克农为副手，即刻奔赴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城，与张学良继续谈判。28日，李克农与周恩来、博古、邓发、王世英等人，带着一部电台和一个警卫排，离开石楼启程，当晚渡过黄河向延安进发。

4月2日，张学良通过王以哲复电李克农，确定于4月8日晚在延安会晤。届时，东北军将派人秘密接周恩来、李克农入城。4月8日下午五六点钟，周恩来、李克农及随行部队按照预定时间到达延安东北的川口村。张学良获知周恩来、李克农到达川口的消息后，一面发急电嘱咐驻守延安的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准备盛情招待，一面自驾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及少数心腹侍卫飞赴延安。9日黄昏时分，张学良派高福源到川口接周恩来和李克农。在高福源的引导下，周恩来、李克农在夜幕中走进了延安城，来到了清凉山下的桥儿沟天主教堂。这是当时延安城最好的建筑。在这座天主教堂里，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等人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谈。

延安会谈让张学良的心情豁然开朗。他不仅看到了东北军的前途，而且坚定了联共抗日的信心，对于共产党人也有了深入的了解。此次秘密会谈，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反蒋联盟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半年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9月18日，红军与东北军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至此，我党争取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收到了重要成效，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基本上形成了统战的“三位一体”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