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民卿：《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解读（3）

在这种情况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更加放眼世界，引进了更为先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到中国，被中国人所接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在进入中国之初也遭到了各种打击，与西方其他理论相比，在中国的地位并不高。

1949年，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可事实上，从1917年知道马克思主义到1920年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三年多时间，毛泽东同志一直在尝试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道路，但都失败了。所以，他在1920年12月致朋友的信中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921年，他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赞成用俄国式的革命道路，这是诸路皆走不通了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他还说：“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既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同时，他认为要走这条路首先就要组建中国共产党。

大家注意，1920年5月，毛泽东最好的朋友蔡和森在法国率先提出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0年到1921年，蔡和森与毛泽东、陈独秀多次通信，提出了要建立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随后的回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高，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最初叫“社会党”，后来改为“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毛泽东极力实行马克思主义，成立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这样的历史选择注定了道路的异常艰辛。此后，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最终成立新中国，确立了新的社会制度。

自建国至今的67年来，中国各项事业发展迅猛，经济增长平均不低于10%。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的辉煌成就，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的。对此，有些人也提出，我国现在仍存在很多突出矛盾和严重问题。但我们要清楚，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没有矛盾。

用心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自盘古开天辟地到如今，中华民族泱泱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不管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还是康乾盛世，每一段盛世都是有具体年限的。比如贞观之治，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22年。再比如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时间共达134年。清朝在康熙14岁亲政后的几十年一直在开疆扩土，到他中年时的时候，社会才得以真正快速发展起来，但在他晚年时因统治上失之于宽，于是出现了社会滑坡。在这种情况下，雍正继位，他校正康熙的问题，推行了13年的苛政，国库逐渐充实。乾隆继位后国家渐入鼎盛，但到他中年以后，由于官僚体制的破坏等问题，国家走向衰落。所以，康乾盛世真正达到盛世的阶段，细算一下也就二三十年的时间。由此可见，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的发展成就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国力在世界上的排名不高。当时，中国人到美国过海关时，如果美国人知道你是来自北京的，就会冷眼相待。现在可不一样，你说你来自北京，美国人绝对不敢对你另眼相看。为什么？如今的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了。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非常有气势，美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他面前也改变了一些姿态。同时，习总书记在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明确指出，日方在南海问题上要谨言慎行，避免对中日关系改善造成干扰。这句话说得非常直接。

中国之所以能在这几十年快速发展起来，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乱、没有动摇、没有忘记初心。当然，我们确实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遭遇了严重曲折，党内出现了问题。由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党的纪律，尤其是党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允许党内出现团团伙伙的问题。所以说，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是中国几十年来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要进一步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就要不断加强党的领导。

那么，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在这方面，既要强调思想建党，也就是习总书记说的“革命理想高于天”，也要强调制度治党，也就是习总书记说的“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这两方面缺一不可。而《问责条例》就是“带电的高压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出台是当前加强党的领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现在，在社会上、在党内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党的领导就会弱化，中国的发展就不会平稳顺利。那么，党内出现了哪些问题？比如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不负其责。在党内个别领导干部中出现了宁可少做事，坚决不犯事的想法。但是，我们要知道，手里有了权力却不履行责任，这就是最大的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心中有责。而《问责条例》主要解决的就是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