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如何解决“纪”的问题

红军长征如何解决“纪”的问题

摘要: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党在长征中能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靠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支持我们党,关键就在于我们党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时刻维护群众利益。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在军事上的殊死斗争,也是党和军队在信仰和纪律上的一次淬火。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和艰苦的生存环境,我们党高度重视纪律建设,依靠钢铁的纪律纯洁党员队伍、规范军队行动、赢得群众信赖,一次次打破蒋介石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狂妄企图,保证长征取得胜利。

一、上下一心,突出纪律主导地位

“道私者乱,道法者治。”治乱兴衰之道,主要在于能否严明法纪。国家要遵循法律法规运行,军队要依据条令条例行动,组织要按照章程制度办事,家庭要遵照纲常伦理生活,纪律是保证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最基本要素。

严肃政治纪律,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稳固基石。长征初期,面对严峻形势,一些党员和红军战士对革命前景产生了疑惑,革命信仰发生了动摇。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分局的训令》中明确提出,“在敌人残酷摧残下,在比较更加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党内一些干部中不坚定的份子,可以而且必然产生一些悲观失望、抱怨丧气的情绪,这种情绪是……最危险的倾向,党应及时地预先地反对这种右倾情绪,集中力量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反对任何‘左’的倾向。”党中央将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最重要的一项政治纪律和政治工作来严格落实。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多次争论,坚决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结束了李德等人独断专权、个人主义式的党内领导模式。遵义会议上,党内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解除了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权,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为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消除张国焘分裂党的不良影响,中央政治局召开沙窝会议,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和军阀主义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批判,确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通过不断的讨论、研究和实践,我党的组织机构更加健全,党内政治生活更加规范,党内政治纪律更加严明,党内矛盾得到有效化解,避免了党和红军的分裂。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红军官兵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理想信念,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在正确路线指导下,将革命一步步引向胜利。

严明军事纪律,是凝聚军心士气的思想武器。红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直接代表着党的形象,严格执行军队纪律,是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增强群众革命信仰的有力思想武器。红军官兵来自五湖四海,多数没有经历过系统完善的教育,且由于红军的来源与成分的特殊性,有部分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其中还有一些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教育转化过来的,在作风纪律方面出现错漏的可能性较大。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军特别强调以“一切行动听指挥”为根本,并尽量将纪律条文简化,形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口号式”纪律,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到处屙屎》《不要乱用苏维埃国币》等宣传文章等。正是这种严明的军纪,有效克服了旧军队遗留下来的军阀作风,造就了红军令行禁止、团结一致的战斗作风,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使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得以迅速落到实处,并使红军队伍不断壮大,战斗力不断增强。

严格群众纪律,是维护军民关系的制度基础。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党在长征中能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靠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支持我们党,关键就在于我们党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时刻维护群众利益。我们党从群众中走来,从土地革命时期起就十分重视群众工作,最早提出的《六项注意》全部专门针对维护群众利益、巩固军民关系,朱德曾说:“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国民党蒋介石虽然同样深知民心向背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加之缺乏有效的纪律执行手段,致使其始终无法团结广大群众。

1935年1月底,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主力直逼叙永县城。“四川王”刘湘急电潘文华令各部火速回援,叙永地区的国民党军竟达十万之众,军用粮秣供应浩繁,民仓告匮,加之军纪败坏,烧杀抢掠时有发生,百姓叫苦不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得民心。蒋介石就红军的群众纪律和群众工作特意给刘湘、潘文华发去密电:“据报,前朱、毛匪部窜于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

二、加强领导,制定纪律各司其职

纪律的执行不能完全依靠个人自觉,实行监督领导是确保纪律落实的有效途径。特别是长征时期,条件十分艰苦,红军官兵的年龄普遍偏小,需要专门的机构进行引导和监督。

党中央统一领导。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我们党明确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确立了党中央统一领导军队建设发展的原则。1927年9月,“三湾改编”首次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贯彻到军队建设中。1929年的古田会议明确指出:“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从全党全军的高度,抓住了军事法规纪律的建设和监管工作。长征之初,红军总政治部颁发《关于适应行动与环境的巨大转变加强政治工作的训令》,明确指出:“努力巩固部队,保持红军的模范纪律……严厉处罚破坏纪律、违犯阶级路线的分子。”在党中央集中领导下,红军针对政治纪律、行军纪律、财经纪律、群众纪律等各方面颁布法律法规,保证了全军思想统一、步调一致。

各部队分散实施。在长征中,红一、二、四、二十五等多支部队,从各苏区向陕甘苏区战略转移,在组织上,虽然红军统一受党中央领导,但是具体工作仍然需要各部队自行落实。各部队的司令部门主要负责作战、行军等军事纪律的监督执行,政治部门主要担负起红军作风、群众工作等纪律的监督执行,后勤部门主要负责筹粮筹款工作纪律的监督执行,各部门间的工作既相互独立,又存在一定交叉,在协力配合下,基本保证了红军纪律的严格落实。具体到连队、班排,也都在自觉践行党和红军的纪律,如红二军团到达四川西部的理化(今理塘)县时,很多连队在粮食供应上出现了困难。某部二连在一户农家的地里意外发现一缸青稞,而家中空无一人。连队党支部根据红军的纪律要求,专门召开支委会讨论,决定花钱买下这缸青稞。他们在纸条上写下对主人表示歉意和感谢的话,落款为二连全体,将50块银元和12块云南造小银币一起埋回原地。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张少华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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