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现在还面临着较大的产能过剩压力。比如说，截至2015年底，全国煤矿产能总规模为57亿吨，全国煤炭消费量在40亿吨左右，过剩产能超过17亿吨。尽管2016年煤炭去产能已经取得了良好成绩，但比起巨大的产能过剩存量来看，去产能不是告一段落而是刚刚开始。在2017年，我们还将继续坚持去产能，继续巩固去产能的相应成果。再比如，中国钢铁产业年产能超过6亿吨，预计多于全国钢铁需求1.5亿吨以上，钢铁去产能压力依然非常大。2016年所取得去产能的成果仅仅是初步的，还需要继续巩固、继续保持，继续在去的过程中实现转型和提升。除了钢铁、煤炭以外，中国还有一些领域产能过剩情况比较明显，比如电解铝领域、水泥领域、铁合金领域、煤电领域等。这些产能过剩的领域，我们也要积极应对，努力把去产能在煤炭和钢铁领域的效果拓展到这些产能过剩的领域中来。
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内生动力要从要素规模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创新驱动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中国创新驱动领域已经取得非常大的成就，但从现在的情况看，在创新领域也有短板。短板重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原始创新、基础创新力量相对薄弱，难以形成一整套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第二，中国在创新成果领域有较大的成绩，但是在成果的应用和转化中却存在较大不足。很多创新成果被束之高阁，难以得到有效应用和转化，使得创新效益未能得到如期挖掘和体现。第三，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流转体系的现行法律还存在一定不足，现行市场交易机制还存在一定空缺。所以，经济内生动力不足来自于创新驱动能力不足，创新驱动能力不足又跟我们的创新领域、创新模式、创新应用三个板块存在的不足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在补短板过程中，要软硬短板一起补，既要补硬短板——技术层的短板、设备层的短板、产业层的短板，还要补软短板——机制、理念、法律的短板。
金融风险有所积聚。中国金融风险积聚最突出的表现应该是两个：一是2016年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偏快，导致了银行债务风险加剧和上升，并影响了很多领域债权市场交易价格。二是企业债券违约率上升。企业债券违约率在2016年有小幅度上升，但是由于一些大企业、国有企业也出现债券违约，使得债券市场的违约受到了广泛关注。其实，债券市场的违约远未达到预警线水平。但不管怎么说，相对于2014年和2015年，我们银行不良贷款率、企业债券违约率都出现了较大上升。在经济形势总体在底部筑底的关键时期，上述两个方面的金融风险在经济探底期与某些特殊因素相结合以后，将会出现放大的典型特征。所以，金融风险有所积聚，中央战略判断非常精准，切中要害。
二、经济新常态的政策框架基本形成
中国经济新常态理念的提出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基本上完成了新常态的前两步：第一步，认识新常态；第二步，适应新常态。第一步已经较好完成，第二步正在完成的进程中。“十三五”时期，我们要在适应新常态的基础上，努力做好引领新常态。我们对当前经济新常态的一些特性、特征、作用、影响进行适度归纳和总结，将有助于我们下一步对新常态的深层次适应，以及在适应基础上的引领和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表述中，把经济新常态的内容进行了高度凝练，我在中央高度凝练的基础上跟大家重点分享三句话：
第一，把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这句话的核心在最后三个字上，前面的认识、适应和引领，我们刚才都已经提了。在完成这三步逻辑关系建构以后，新常态在中国改革、中国经济运行、中国经济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大逻辑思维”“大逻辑作用”。
什么叫“大逻辑”？因为每个人出发点不同、知识结构不同、视角不同，我们看待同一个事物会产生不同的结论，而这些不同的结论，相应在逻辑体系上都非常完整，你很难说服我，我也很难说服你，很多争论都委决不下。当有了大逻辑以后，大逻辑就要超过我们刚才所说的小逻辑，当小逻辑与大逻辑不相符合的时候要以大逻辑为准。比如说，房地产是该向下调控，还是继续向上调控？是推动房价平稳运行，还是继续通过涨价的方式刺激社会需求？由于角度不同，很多人得出结论不同。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要用经济新常态运行规律来进行评判、测度，给出经济新常态的大概念和主体结论。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要让中国经济表现出形态更高级、结构更优化的特点，就必须要在房地产发展中让房地产回归居住功能。在资产功能已经得到良好体现的条件下，当前不应进一步做大资产对社会其他产业的影响，而应该尊重房地产的居住性功能，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劳动力城镇化提供支撑，并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保障。所以，对待房地产，我们确立了“房子用来住而不是用来炒”的至关重要的结论，这是一个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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