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领导及其权威的重要意义（2）

解决文化核心价值重建问题，需要核心领导及其权威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化价值，尤其是核心价值，是这个国家和社会往何处去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人自己的价值好恶和局部选择，而是一个国家的整体人格和一个社会的集体审美。这种核心价值观，既是本国、本地区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现代、后现代生产生活相结合的结果，也是现代、后现代生产生活与外国文化价值观相结合的产物。问题不在于结合本身，而是如何结合及结合的度的问题。个人价值观可以由个人做出选择，即使选择错了，也只对自己的选择行为负责就是了；而国家的价值观则必须由国家或政府来做出选择，在形式上（公布或宣读）至少由国家元首来代表国家和政府进行并负最终责任。

急剧转型时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价值选择最为痛苦的时期。中国社会目前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冲突的时期，国家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的选择是较为艰难的。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站得高、看得远的国家元首作为领导层的核心，在广泛征求国内外人士意见的基础上，对文化价值做出明智、明确和权威的选择。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这充分说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价值观选择上，已经转向以中华文化自己的价值核心为中心，兼容并蓄域外文化，坚决摒弃那种对西方文化一味崇拜、丧失自己文化价值之根的做法。这也是吸取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以及中国自身在现代化前期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刻教训而得出的结论。这对于今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性原则。

解决世界和平与中国对外关系问题，需要核心领导及其权威

冷战结束以来，大规模的世界大战已经不太可能，可是局部性的战争和动荡却不断爆发，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国家受到的冲击比较大，国际关系格局在全球层面、区域层面重新组合，中国从二线国家一跃进入一线国家的行列，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契机。可是，这种转折从可能性到现实性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尤其是中国对外关系战略和政策上的调整，会极大地影响世界秩序的走向，需要有一个自信和有魄力的领导人，对世界的走向与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作出理性的全局性判断，然后采取新的有力举措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变迁。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审时度势，顺应新形势、新要求，及时、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新的战略和政策，有力地推进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的转型：一是调整中国对外关系的基调。“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工作理念、“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等战略和政策，使中国自信地进入一线大国的行列；二是采取一系列配套举措，落实这些战略和政策。如，适当减持美国国债，建立金砖国家组织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展亚非欧、拉美互联互通工程建设，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提高中国在联合国会员费缴纳中的份额，扩大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中的功能和作用等。

从趋势上看，欧美、俄罗斯等国家在未来几年里很难马上走出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阴影，只要中国内部不乱，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在GDP年增长6.5％到7%左右，中国的综合国力一定会大大提升，在世界体系中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更加需要中国在全球、国际和区域新秩序的重构中有一位更加睿智理性，有长远目光和精妙预见，有超高的危机处理能力，能实现双赢多赢，让全世界或至少多数国家敬佩的，具有超强国际战略设计和实施能力的权威核心领导人。这是在不远的将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全球、国际和区域事务中起“领头羊”作用的关键。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