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大逻辑（3）

加剧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一个重要因素是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图2）。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城镇房地产投资在2000-2007年期间的名义增长率达到27.4%，接近名义GDP增长率（为15.1%）的两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城镇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在2009年降低到14.1%，随后在2010年反弹到32.8%。进入“十二五”时期，城镇房地产投资增速显著下滑，2015年下滑至0.38%，直接导致近年来经济增速下滑。更重要的是，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滑又直接导致与房地产投资密切相关的行业（例如煤炭、钢铁、水泥、建材等）的需求增速降低，进而也成为煤炭、钢铁等行业的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从而形成了当前“去库存、去产能”压力。此外，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年末开始的经济刺激计划导致银行业加大了对房地产以及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的信贷投放。在地方政府的极力支持下，地方融资平台也获得了银行业的巨量信贷投放，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以及杠杆率不断提升，造成了当前的“去杠杆”压力。

图2 城镇房地产投资规模及增长率：2000-2015年（略）

其次，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结构特征和外部因素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政策是“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主线。尽管“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出现增速下滑，但是经济结构还是得到显著调整，符合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构调整方向。从宏观上讲，“十二五”时期的结构调整主要体现为：第二产业比重显著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显著提升。其中，第三产业的比重由2010年的44.2%上升到2015年的50.5%；第二产业比重由46.2%下降到40.5%，两者的变动率均显著高于历次五年规划（或计划）时期。更进一步讲，结构调整必然带来增长动力的转换，而旧的增长动力的退出和新的增长动力发挥作用往往是不同步的。如果旧的增长动力退出相对较快，新的增长动力成长相对较慢，短期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出现下降。因此，增速下降也是结构调整的正常反应。从“十二五”期间各省GDP平均增长率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变动率的对比分析来看（见图3），各地区间的GDP增长率与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化呈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与第二产业比重的变化呈现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这也就是说，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幅度高、第二产业下降幅度高的地区，GDP增长率相对较低。因此，考虑到结构性因素，“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增速下降具有合理性，也不必对此过于悲观；更何况“十二五”时期的平均经济增速为7.8%，尽管低于1978-2010年9.9%的增速，但是仍然高于7%的预期目标。

图3 “十二五”期间各地区经济增长率与经济结构变动（略）

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质量显著提高，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科技（除了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之外）教育和资源环境类指标基本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目标。我们利用“目标一致法”对历次五年规划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十五”计划完成率为64%，“十一五”规划完成率为86%，而“十二五”规划完成率则高达96%。由此可见，尽管“十二五”期间出现经济增长下行，但是综合的五年规划完成率好于之前的两个五年规划，这也为“十三五”时期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总体而言，“十二五”时期所出现的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具有基础性、长期性，都是积极的、良性的变化，基本符合中国工业化（进入第二产业占经济比重下降的后期）、城镇化（仍处在城镇人口比重的快速上升期）发展阶段，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均下降至30%左右，进入更富裕类型阶段），与中国经济长期结构调整优化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

尽管“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调结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结构性问题依旧突出，结构调整还远远没有到位，“稳增长”的压力和“调结构”的困难并存。如果处理不好，将使得“调结构”和“稳增长”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仍旧是衡量这一时期发展的重要指标，因为它涉及中国经济总量能否在2020年实现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对“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率的正确认识，要建立在充分评估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基础上。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由经济要素实现有效配置所能达到的增长率，是在某一较长阶段可维持的增长率。我们认为“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仍可以维持在7%左右，结构性因素仍旧是中国未来潜在增长率的重要决定因素，解决好结构性问题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保持在潜在增长率水平的关键。

从外部需求来看，如果世界经济“新现实”成为世界经济“新常态”，我们把破解当前中国经济困境的希望寄托于外部需求的改善，“稳增长”则必然陷入被动。因此，“调结构”是为了争取“稳增长”的主动性。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既要取决于外需因素（或者说周期性因素），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能否深入进行结构调整。从结构性因素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就是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当前，结构性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房地产高库存和部分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杠杆率不断攀升，企业经营成本攀升。从2012年开始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连续四年的“通缩”现象来看，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传统工业品生产能力明显过剩。例如，35种主要工业产品在过去几年已有18种传统工业产品产量达到高峰并出现下降趋势。其中，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行业产能利用率在2012年年底分别仅为72％、71.9％、73.7％、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6］这反映出中国的传统工业化正在走向尽头，也反映了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并导致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解决这些问题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现的短期目标，但是也不是一、两年或几年就可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