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大逻辑（2）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从自觉性来讲，中国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因为推进经济改革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而畏首畏尾，进而丧失改革和发展的时机。从自主性来讲，中国的经济改革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并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大势，而不是去照搬所谓的“国际经验”。例如，在中国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国并没有不顾国家发展的客观情况，盲目引入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药方。同样地，中国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体现了中国推进经济改革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当前，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典型理解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所谓的供给侧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联系起来，进而又把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以“供给侧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的政策主张相提并论。从本质上讲，里根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本质是“市场万能论”，而且往往把政府必要的、有益的干预和管制打上“扭曲市场、制造不平等”的标签；其政策主张是通过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私有化、放松管制、减税、减少政府支出等方式促进私营部门的比重和作用，反对政府干预。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期间的拉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来看，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的政策药方在发展中以及转型国家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最终结果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弱化，市场运行混乱，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事实上也未能逃脱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主张所造成的恶果，例如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赤字规模急剧膨胀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痼疾。此外，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在金融领域付诸实践的一个典型失败案例。

胡鞍钢等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基于“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阶段、政策目标以及政策手段上存在显著差异［4］。从这个意义上讲，直接把“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应用到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然会“张冠李戴”“开错药方”。因此，绝对不能认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里根经济学”的中国版。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提出，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逻辑

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行不仅成为当前经济的突出问题，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因为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汇率法）或第一大经济体（购买力平价法），还是世界第一大贸易体，中国经济未来走向，对世界240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对把中国作为重要贸易伙伴的130-140个国家和地区直接产生溢出效应。这是与前几个阶段的经济改革最大的不同之处。

认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逻辑，也就是准确回答为什么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十三五”时期主线。把握住“主线”，就抓住了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抓住了未来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从而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这就需要厘清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其一，如何正确看待“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下行现象；其二，怎样在“十三五”时期通过“调结构”而不是通过1998年、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扩大内需，来实现“保增长”。

首先，要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分析“十五五”时期经济增速下行。1978-2015年期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6%，高于日本在1950-1972年期间的平均增速9.35%，高于韩国在1961-1996年期间的平均增速（8.6%）。从经济波动来看，中国经济的高增速也曾经历过若干次阶段性的下降（见图1），其中包括1978-1981年期间、1984-1990年期间、1992-1999年期间、2007-2015年期间的四次阶段性经济增速下调。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稳定性趋于加强。特别是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基本上没有出现计划经济时期的“大起大落”现象，这也反映出中国宏观调控能力的日趋成熟。总体来看，经济增速的变动是外部需求因素（或者说是周期性因素）、内部结构性因素以及宏观调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每一次调整都包含了经济结构的转型，进而为下一阶段的增长奠定基础。

图1 中国经济增长率（1978-2015年）（略）

从2011年起，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步由2011年的9.5%下降到2015年的6.9%（1991年以后首次“破七”）。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行，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经济受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即外部需求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拖累了中国经济增长。从外部需求因素来看，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确实对中国经济造成显著的外部冲击，这也与中国高度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直接相关。从当前世界经济环境及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来看，外部需求的低迷甚至萎缩确实对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具有相当解释力：“十二五”时期，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显著下降，由2011年的49.16%下降到2015年的35.74%，2015年的水平甚至低于加入WTO之前的水平（2001年38.8%）。

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思维碰撞、新旧动力转换、新旧力量对比、新旧规则交替的动荡期、转型期、变革期和调整期。［5］总体来看，近年来世界经济正面临着以“低贸易增长、低经济增长、高公共债务”等为主要特征的新现实（new reality），世界经济正经历着结构性变化，整体好转仍旧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弱化，而且出现分化。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对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有限的，尚不足以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此外，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不容忽视。例如，“英国脱欧”、美国大选都将深刻地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

尽管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是，如果以此便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周期性问题也是片面的，不能忽视结构性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由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导致中国在2008年年底到2010年期间为了实现“稳增长”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从而加剧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并且使得结构性矛盾在“十二五”期间日益凸显。因此，近几年的经济增速下行、外部需求下滑是外因、次因，而国内经济结构问题是内因、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