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来源（3）

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

在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还有没有其他经济学范式可供借鉴呢？　这里就要谈到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如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斯拉法主义经济学等等。在我看来，以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等不同理论为代表的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第二大理论来源。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称为当代古典经济学。古典和庸俗之分是马克思当年的一个分法，马克思向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　(配第、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等)　学习，从他们那里吸取了营养，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正是在此意义上，列宁将古典经济学列入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马克思认为，1830年代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丧钟敲响了，从此以后就是庸俗经济学当道。这个判断对于19世纪中叶的形势而言是正确的，但不能教条地运用到今天。我们今天其实和马克思当年一样，既面临着当代西方庸俗经济学，也面临着当代西方古典经济学，后者是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因此，笼统地将“西方”经济理论排斥在外，是不正确的，在策略上也是愚蠢的。那么，谁是当代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代表呢？　这里我想提到诺奖得主、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他在苏东巨变后曾写了本书叫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他在书中提出了不少振聋发聩的观点，例如，他指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关于经济市场的理论，而是关于计划经济的理论；他还提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模型，所谓阿罗-德布鲁模型，是从根本上排斥创新的，且不可能经过任何修改引入创新。斯蒂格利茨不仅批判新古典经济学，还经常批判“华盛顿共识”。这样的经济学家，理所当然属于当代西方古典经济学的行列，他们的理论是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之一。

正如上文提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病理学分析揭示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当代西方古典经济学或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家对这种病理学分析有一个重大的补充，这体现在，他们一方面承认马克思所揭示的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和马克思不同，他们认为这些内在的、导向非均衡的趋势有可能被协调，而不是导致整个体系立刻被炸毁。在理论上，实现协调的途径大体分为两条：即通过创新来协调，以及通过制度来协调。强调创新的协调意义是熊彼特的贡献，强调制度的协调意义是凯恩斯的贡献。当代演化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继续推进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除了这些研究外，我们还可以增添两个人，即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和社会学家波兰尼，他们也从各自角度研究了协调的问题。总之，当代西方新兴政治经济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是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