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景气回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2）

对策建议

不论从整体经济周期波动特征，还是典型区域或其他影响增长指标的周期变动特征来看，中国经济均处于周期上行波动区间，显现出向好的增长迹象。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可以通过宏观政策配合，争取扭转潜在增长的下行态势。

在中国经济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同时处于增长周期下行波动区间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在2009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一季度出现了持续1年的增速回升过程，这与国家这段时间的宏观政策调控密切相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在经济遭遇外部冲击和内部强刺激之后，怎样转入一个平稳而可持续的增长进程。如何使宏观政策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相匹配，通过宏观政策实施助力结构调整顺利实现，这才有利于优化整体经济结构，产生持续增长动力。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政策已不适合于当前中国的经济，而国家放任不管，寄希望于市场自动恢复增长也过于理想化。当前，不论从整体经济周期波动特征，还是典型区域或其他影响增长指标的周期变动特征来看，中国经济均处于周期上行波动区间，显现出向好的增长迹象。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可以通过宏观政策配合，争取扭转潜在增长的下行态势。我们建议：

适度的宏观刺激政策，并发挥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同作用。为应对经济增速的放缓，政策采取适度的宏观刺激政策是有必要的。财政政策要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要区别于2008年中央政府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应结合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出台相应的支持和控制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在降低企业税负方面要做更大的文章，将稳增长和调结构结合在一起。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主要作用在于总需求管理，但也要优化资金投向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货币政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更好地配合财政刺激政策发挥效果，如增加对消费领域、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薄弱环节和民生环节等贷款支持力度；通过金融体系改革，更好地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等。同时，可重点关注东部地区消费贷款增长情况，促进私人消费增加，使东部地区优先实现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

使市场对未来形成良好的预期，拉长周期上行波动区间的长度。预期是政府宏观管理的核心，而政府行为是市场预期形成的重要来源。当中国经济面临外部经济环境急剧恶化时，最需要中央政府能释放出某种积极的信号，稳定和鼓舞市场低迷的信心，使公众对未来能形成乐观预期。只有公众相信付出的努力能得到好的回报，才能更好地激励市场参与者付出努力，使得个体增加消费、企业增加投资等，才能使宏观政策更好地发挥效果。通过政府政策释放出某种信号，使公众对未来形成良好预期，会激励市场投资行为，这样也更有利于在当前经济处于周期上行区间能更好地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尽力延长周期上行的波动长度，为经济结构转型争取更多的时间。

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应借助市场化改革，优化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从而提高各种资源的使用效率。首先，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垄断，推行政企分开；推动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打破各种资源流动尤其高层次人力资本流动的制度障碍，解决资本市场、要素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割裂问题；打破行政干预所导致的横向、纵向经济分割，切实发挥经济网络的集聚、关联效应，增强城市化的空间配置效率，疏通知识部门和知识过程的分工深化、创新外溢渠道。其次，推进科教文卫等各类事业单位的转型和改革，形成高端服务业市场，提高服务业质量。中国现代服务业一部分存在于管制较大的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另一部分存在于电信、金融、铁路、航运以及水电气等垄断部门。这些部门因缺少市场激励，竞争不充分，效率低下，劳动生产率水平很难得到提高。应通过将上述部门的改革和放松管制相结合，争取尽快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服务业体系，提升服务业的效率及其正外部性，推动中国的经济转型。

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可持续增长的引擎在企业，主要源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和企业创新，而当前的财税制度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活力，应通过税制改革使税制由工业化阶段的间接税制逐步调整为城市化阶段所需要的直接税制。中国目前的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征税重点是工业部门，而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城市化日趋成熟，城市服务业已成为经济主体，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已不能很好满足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间接税制加重了工业部门的税负，使工业部门转型升级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也弱化了地方政府的税基，增加了地方财政征税的难度。而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时，税收体制可以由原来的间接税为主调整为直接税为主的体制。因此，应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十三五”时期应通过从间接税制逐步过渡到直接税制的改革，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降低间接税占比，提高消费等直接税比例，以促进经济转型。这项改革措施可以先在东部比较发达的省市进行试点，然后向全国推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