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方敏：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研究略论（5）

（四）国有经济的产权形式探索

我国国有产权实现形式是与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联系在一起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而在三中全会决定重点提出，成为这轮改革最敏感的话题。对于这一改革探索，习近平非常及时而审慎地给予了科学指导。

（1）“混改”目的论。混改不是国企改革的主要目的和中心任务，但它作为一种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和国有产权实现形式，是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决定说明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逐步调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比重不断变化，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全会决定坚持和发展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论述，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40]可见，习近平强调的是“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且明确混改目的是为了“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而不能把混改本身当作目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习近平一再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记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大责任。”[41]可见国企是要“搞好”，国有经济是要“发展壮大”，“混改”不能偏离这个目的，忘了这个责任。

（2）“细则”决定论。习近平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42]这点非常重要，是理论原则向操作层面具体化的要求，决定着混改目的会不会偏移，会不会被借机搞私有化。习近平亲自关注制定的中央《指导意见》，就是一个集中体现。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决定说明中诠释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要“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后来在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针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他明确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国有资本利用效率，要严格程序、明确范围，做到公正透明，不能“一混了之”，也不是“一混就灵”，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具体推进过程中，要注意区别对待，注意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在取得实效上狠下功夫。根据习近平指示精神，中央《指导意见》明确：“以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目标，稳妥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且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扶正纠偏的具体政策规定[43]：一是坚持国企在公益类和商业类领域都要发展，否定了把国企看作“与民争利”，要让国企退出完全竞争领域的主张；二是把构建国资监管机制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改革的重点，否定了把混合所有制当作改革主要任务的片面倾向；三是强调“混改”从实际出发，“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的指导方针，否定了为混而混，一刀切、一股风，搞“混改”“大跃进”的错误做法；四是既鼓励非国有资本“混进来”，又鼓励国有资本“混出去”，否定了只要求国企向私资、外资敞开大门，用“单向混国资”使“交叉持股”沦为空话的倾向；五是在产权多元化中，明确国企根据不同功能定位把握不同力度的控股要求，否定了“只混不控”“不设底线”的私有化危险倾向等。这些都是对国企理论的重要完善。

（3）“公开透明”论。习近平在2014年3月两会期间讲混改，最后强调：“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44]。因为混改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要有效防止有人在这个筐里揣私货、黑货，借改革化公为私谋暴利，就必须破除“神秘主义”，把改革的“暗筐”变成“玻璃筐”，置于全社会监督之下，让黑腐行为无处藏匿。根据习近平这一思想，方案细则、资产评估、实施过程、资本交易等，都应该公开透明，接受职工和社会监督。中央《指导意见》相应规定[45]：改革要依法依规、严格程序、公开公正；完善相关政策，健全审核程序，规范操作流程，严格资产评估，建立健全股权流转和退出机制，严禁暗箱操作，防止利益输送；完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制度，设立统一的信息公开网络平台，及时准确披露国有资本整体运营和监管、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以及管理架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关联交易、企业负责人薪酬等信息，建设阳光国企。

（五）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转型发展问题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矛盾叠加深化，经济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很重，困难也很大，而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中国国企的主导和核心作用。2016年7月习近平为全国国企改革座谈会所作的重要指示中，提出：“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要求，推进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布局优化，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46]这是对国企和国有经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常态经济发展中重大责任担当的一个精辟的总概括。

（1）结构调整论。早在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就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47]以后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将其作为新常态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2015年7月，在东北考察国企时提出了“结构优化要多策并举，‘加减乘除’一起做”的著名论断[48]。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49]。2016年1月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班上集中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强调：“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50]在5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要准确把握基本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当前重点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51]。这些都首先是国企要带头完成的任务。习近平还指出，国企要分类别多渠道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建立成本合理分担机制，政府要承担责任，但不能全部依赖政府买单。

（2）创新发展论。习近平2013年两会期间就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增强创新自信，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开创国家创新发展新局面，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加快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52]他强调：我国经济已由较长时期的两位数增长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在这个阶段，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改善人才发展环境，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尽快形成一批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8月在辽宁考察时进一步提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支持和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不断增强企业创新动力、创新活力、创新实力”[53]。2015年两会期间，他在上海代表团再次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关键是依靠科技创新转化发展动力。”[54]当年10月，他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围绕“十三五”规划建议特别指出：“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强调“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2016年初，他在省部级班讲话进一步强调：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所以“我们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55]。

（3）布局优化论。习近平对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思考，是一个视野很开阔的系统筹划。首先是国有经济的资源整合和产业重组。他在2013年考察辽宁时就提出，要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并驾齐驱、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相互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产业发展新格局，为全面振兴老工业基地增添原动力”[56]。这一指示的核心，就是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整合。在2016年5月省部级班等许多场合，都强调：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要以重大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构建产业新体系，做到人有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增强我国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57]其次，服务国家战略，通过国资合理流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反映在中央《指导意见》中，就是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整体功能和效率。”“优化国有资本重点投资方向和领域，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58]第三，促进区域经济布局的均衡发展。习近平指出：“要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力布局优化，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构建连接东中西、贯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的区域开发格局，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59]第四，经济布局与国防布局的深度融合。习近平一再强调：“同心协力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把经济布局调整同国防布局完善有机结合起来”[60]。“建立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相一致，使两者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61]。第五，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的协调优化。习近平强调：“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62]所有这些布局优化的要求，都是中国国企和国有经济责无旁贷地要带头承担的责任。

从上述框架可见，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的确是一个博大精深又切合实际的完整思想体系，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战略性。各级党政部门、国有企业、大专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广泛掀起学习、研究、宣传和贯彻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