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担当: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家园

为人民担当: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家园

摘要:做官,就要掌权、用权。能否以天下为公,为人民用权,是衡量做事与做官的试金石。为人民做事,就要代人民立言,为人民做主。

党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反腐,打“老虎”、灭“苍蝇”,无禁区、无死角,始终保持了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包括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苏荣、令计划等“巨虎”在内的一大批腐败分子纷纷被击落尘埃,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党心大得,军心大得,民心大得。分析这些昔日雄踞庙堂、呼风唤雨的腐败分子走向腐败的原因,警示应当说是多方面的。不否认,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存在一些漏洞,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依然存在,但当事人自身不明白党员领导干部应为人民掌权、为人民担当的道理,或者说没有处理好做官与担当的关系,共产党人原本特有的精神家园失守,也是根本原因之一。这也是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无法回避并且必须做出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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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官”,就其最早本意来说,是为国为民办事的岗位。我国第一部记录上古历史文献的经典名著《尚书》中,有一则官训这样写道:“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意思是,老百姓如果需要用刀,当官的就要作磨刀石;老百姓如果需要过大河,当官的就要作舟船;如果遇到天大旱,当官的就要作及时雨。这就意味着做官就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对人民的担当,不为人民做事,不为人民担当,就失去了官的原本意义,这其实是一种百姓情怀、人民情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先生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深刻揭示了为官治世的根本之道。对一个执政党来,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相反再大也是小事。只有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才能在人民的眼里真正被视为代表者,才能有效地保持与人民的密切联系,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正因为深谙这一真谛,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把“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等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作为我们党“应当注意的问题”明确提了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并要求:“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使各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都能运用于治国理政,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说,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全部工作的意义所在,为人民做事、为人民担当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必须牢固坚守,须臾不能丢。我们党95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努力担当的历史,这也正是党始终植根于人民群众深厚沃土之中、永葆青春活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做大官与做大事,在孙中山先生那个时代,确实是两码事。但到了今天,从理论上分析,这两码事应该变成一码事。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难道还有比共产主义最伟大的事业吗?没有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难道还有比这更美好的吗?没有了。所以从理论上讲,我们党的干部正是不要做大官,而是要干大事业,干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好的事业。人生在世,事业为重。凡是立志为人民做好事、做大事的人,即使当不了大官,也会名垂青史。凡是总想做大官,而不求做大事的人,即使是当了大官,也会因其行为与党和人民的利益相左,最终落个身败名裂、遗臭后世。已经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苏荣之辈,一再为此作了注脚。这表明,坚守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情操,秉承为人民做事、为人民谋福祉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完善规范党员领导干部的掌权行为,坚固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不能不成为我们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首要基础工程。

为人民担当,决不能贪图享乐。无论古代还是现在,要真正做一个勤政为民的好官,贪图享乐是不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做官就是要尝苦味,使苦劲、出苦力。清代的潍县令郑燮有首《青玉案》,述说自己的做官之苦:“十年盖破黄绸被,尽历遍,官滋味。雨过槐厅天似水,正宜泼茗,正当开酿,正是文书累。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妆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阑灯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把当官的苦处描写的淋漓尽致。从现有的史料来看,郑燮为官确实很苦:不仅收入少,而且因为上书请求赈救难民一事,得罪了一些权贵,最后竟被罢免了官职。后来,他在扬州过着“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的贫苦日子,直到离世而去。这种做官苦,其原因很清楚:一则廉洁自律,不贪钱财,经济上苦;二则勤政为民,排忧解难,工作上苦。在“墨海沉浮”、“物欲横流”的封建时代,像郑燮这样“独步清流”的好官固然有一些,但毕竟极少数。在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这种典型可谓不胜枚举。如方志敏、焦裕禄、孔繁森、谷文昌……,他们虽然没有像郑燮那样感叹为官之苦,但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的苦已通过行为业绩体现了出来:方志敏担任红十军供应部长时,吃菜根穿破衫,始终不动公家一钱一布,他说:“为着党的事业成功,我毫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焦裕禄任兰考县委书记只有480天,为改变兰考的贫穷面貌,带病坚持工作,“日夜操劳不知辛苦”,直至牺牲在岗位上;孔繁森为西藏的经济发展,哪里危险哪里上,何处困难到何处去,他要求自己很苦,省吃俭用,从不多花一分钱,遇到群众有难,他有钱就捐钱,有物就捐物,以至到牺牲时身上仅有八元六角钱;谷文昌心系群众,一心为民谋福祉,用“为民高擎一把伞,为民敢扛一片天”的担当,带领群众治风沙、建绿岛,真心实意为群众解忧难、谋利益……他们都以十分鲜亮的行动,展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做官的担当。做官的苦,才能换来百姓乐、社稷安。相反,如果做官乐、做官甜,则只能带来百姓苦、百姓怨、社稷乱。因为做官的贪图享乐,挥霍的只能是百姓的血汗。挥霍老百姓血汗的人,是不可能得到老百姓拥护的。

为人民担当,决不许发财致富。“做官即不许发财”。这是抗日将军吉鸿昌父亲的遗言。吉鸿昌把它烧制在瓷碗的两侧作为自己的“官铭”,让自己吃饭时便能看到,以反省和警示自己。这则官铭,关键就在“不许”二字,以“不许”为自律。郑板桥对自己也有同样的自律,他在“七品知县”任上时曾修家书说:“人皆以为做官乐,我今反以做官为苦,既不敢贪赃枉法,积造孽钱以害子孙,则每年廉俸收入,甚属寥寥。苟不入仕途,鬻书卖画,收较多于廉奉数倍。”这其中最闪光的语言,不是言他做官尚不如鬻书卖画的清廉,而是两个字——“不敢”:不敢贪赃枉法,不敢积造孽钱以害子孙。古今大量事实表明:“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习近平:2015年1月13日与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谈话)你要为人民做事,当人民的公仆,就不要指望比别人富有。要想发家致富,就不要当官。道理很简单,“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唐.韩愈语)你要想为自己发财,就不会去想为人民做事和担当;而做官者发财致富,必然贪赃枉法,或卖官鬻爵,最终走向腐败,这是一条铁律,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在封建社会里,做官发财,是官僚政治从娘胎中带来的一种古代官场艾滋病,官大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当官不过是剥削人民、聚敛钱财的手段。“千里做官为发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种官态的真实写照!从现代一些腐败案例来看,这种为发财而做官的人也不鲜见。颇为经典的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有个表白:“现在我花你们几个钱,今后我当了大官,只要写个字条,打个电话,你们就会几千万几千万地赚。”很显然,在这位已当着副省长的“大官”看来,当官就是为了捞钱,捞钱是为了继续往上爬,捞更多的钱。正是这种心态的支配,他在任副省长期间“日进斗金”,捞了几千万,却仍然欲壑难填。由此可见,我们今天的政府官员,尽管与封建官吏不可同日而语,但如果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情操失守,不是想着为人民做事,而是想着为自己发财,与古代的贪墨并没有质的区别,“积造孽钱以害子孙”的结果当然也没有什么两样,受到党和人民的唾弃也是必然的。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王梓辰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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