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眼中的“三国”：坚决主张为曹操翻案（2）

毛泽东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他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这样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是毛泽东给予曹操定论的名篇。寥寥数语，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形象便跃然纸上。毛泽东十分喜欢曹操的诗。他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１９５９年９月，毛泽东在与儿媳邵华谈话时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１９６１年８月，他向因病休养的胡乔木推荐曹操的《龟虽寿》一诗，说：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１９６３年１２月，他又给因病休养的林彪写信：曹操有一首题名《龟虽寿》的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毛泽东甚至注意到了曹操的养生之道。他曾经对保健医生说：曹操多年军旅生涯不会很安逸，可在１７００多年前，医疗条什也不会怎么好，他懂得自己掌握命运，活了６５岁，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寿老人了。你们搞医疗的应该学学，不要使人养尊处优，只想吃好、穿好，不想工作还行？更不能小病大养。保健不是保命，不要搞什么补养药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些的。主要是乐观、心情开朗、锻炼身体。又说：曹操讲“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陆游讲“死去元知万事空”，这都是唯物的。

毛泽东反对贬损曹操，对把曹操看作奸臣的传统观念十分不满。他非常欣赏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一文。当看到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指责曹操的文章有“奸雄欺人之语”、“志骄志盛”、“言人而夸”、“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时，便在天头上批注：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０日，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为曹操辩诬：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初，毛泽东在莫斯科与郭沫若、胡乔木谈论三国史时，突然问翻译：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接着就自我解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毛泽东坚决主张为曹操翻案。

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把曹操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几天后，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等座谈《三国志》，说：《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但由于《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两千年也要翻。他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

史学界闻风而动。郭沫若、翦伯赞等历史学家纷纷发表文章，从而在１９５９年形成了一股为曹操翻案之风。毛泽东看到翦伯赞的文章《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后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１日，他在庐山会议上又说：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从此，曹操被恢复了历史名誉，京剧舞台上的白脸曹操，在眉心添加了一红点，以示是好人。

当然，毛泽东对曹操并非全盘肯定。他认为曹操的主要缺点有二：一是有时也优柔寡断。１９６６年３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说：曹操打过张鲁以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这个人很行，打了袁绍，特别是打过乌桓，进了五百多里，到东北迁安一带，不去辽阳打公孙康。袁绍的儿子袁尚等人，要谋害公孙康，公孙康杀了袁尚兄弟送头给曹操，果然不出所料。“急则相救，缓则相害。”二是不能严于律己。毛泽东曾经批评过曹操执法。《三国志》中的《武帝纪》说曹操“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则在眉批中写下“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一语，批评曹操对人严而责己宽。

曹丕与曹植

对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毛泽东认为其政绩一般，但文才非凡。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毛泽东视察徐州。登上云龙山，他感慨地对随同人员说，徐州籍竟有１０个开国皇帝，其中就有曹丕。

１９５９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与保健医生闲谈，说起曹操父子。他说：曹丕也是他儿子，也有些才华，但远不如曹操。曹丕在政治上也平庸，可他后来做了皇帝，是魏文帝。历史上所称的“建安文学”，实际就是集中于他们父子的周围。一家两代人都有才华、有名气，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哪！１９５７年３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时，也指出：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祖德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

对曹操的另一个儿子曹植，毛泽东也极为关注。

毛泽东非常爱读曹植的诗，曾圈点过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七哀》等诗。１９５３年３月初，苏联驻中国大使病重，毛泽东心事重重地对李银桥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这里引用的就是曹植《野田黄雀行》中的诗句，其下句是：“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１９５４年，毛泽东和保健医生徐涛谈到曹植，说曹植是曹操的儿子，很有才华，作品有自己的风格。１９６０年５月，毛泽东在山东视察，与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也谈论过曹植。舒同介绍说：东阿还有曹子建的墓。毛泽东说：那不对。曹植先封东阿王，后封鄄城王，后封陈王。你们山东人就要抢曹子建。舒同说：有证据的。他这个墓在５０年代挖出来，挖出曹子建的佩剑来了。那个剑送到北京去了。毛泽东回答：陈王是后封的，我记得的。也许我记错了。那个《月赋》头一句就是他：“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言下之意，曹植在陈王封号上时，应（玚）、刘（桢）就病死了。应、刘都是“建安七子”，也都死于建安十七年。此事，不是东阿王时。直到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毛泽东在接见部队高级将领，得知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是东阿人时，禁不住问他：曹植埋在什么地方啊？可见，毛泽东对曹植的兴趣一直未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