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3)

核心提示:《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在治国安邦上具有操作意义的经典,蕴含着先人们丰富的治国理政得失和社会人生经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治国之要最关键的是用人,唐太宗的“用人如器”、子思的“用其所长,弃之所短”和十八大提到的“人皆可以成才,人才处处都是”的观点一脉相承。

典故三:汉武帝之用特殊人才。《资治通鉴》卷二十一,记了汉武帝一段话:“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就是特殊人才,不要追究其有没有缺点,关键在于他的本事,重点是领导能不能驾驭他。曹操提出“唯才是举”,只讲才,不讲德。司马光讲“德”不讲“才”,认为有才有德是圣人,无才无德是愚人,德胜才是君子,才胜德是小人。

一个国家、一个王朝,建立的时候人才济济,因为不拘一格用人。到王朝灭亡的时候,就没有人才了,因为道德的“筛子”把人给“筛”掉了。所以今天在这个问题上,要思考一下这个“德”是什么?首先,法律层面不能缺德,再有本事,违法那也不行;其次,从制度和文化的层面约束,让人性中善的一面得到张扬,恶的一面得到遏制。就是应该退到文化上来讲这个问题,不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个有德,那个没德。谁都有“有德”的一面,谁都有“无德”的一面。人是生活在群体当中的,没有“群”,别说洪水猛兽,连藏獒、狼狗都对付不了。没有“群”,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不能提升,譬如纺纱、织布、染彩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怎么处理好这种群体关系,这是人类永恒的命题。处理好了,社会就和谐;处理不好,社会就乱了。一个人不敢为非,是领导厉害;一个人不去为非,说明制度厉害;一个人不想为非,是文化厉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反腐,让权力得到约束,讲的就是制度和文化层面的事情。

典故四:《资治通鉴》把领导分为五个等级。即:创业之君、守成之君、陵夷之君、中兴之君、乱亡之君。创业之君的特点是智勇冠群;守成之君的特点是中等才能,能够约束自己;陵夷之君是中等才能,但不能自修;中兴之君是才能过人,自强;乱亡之君是下愚而不可改移者。这些评价都是从两个方面说的:一个方面是指才能;另一个方面是指能不能管住自己——修心克己。

事例一:魏文侯的儿子叫子击。魏子侯出行的时候在路上碰到田子方,田子方是孔子弟子子贡的学生。魏文侯对儿子说:赶紧下车,给田子方作揖。田子方不为礼,扬长而去。子击就生气了,他对田子方讲,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就是说是富贵的人值得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值得骄傲呢?田子方回他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值得骄傲了,富贵的人怎么值得骄傲呢?国君骄傲了,失其国;大夫骄傲了,失其家,我没有听过失其国的人还有个国在等着他,也没有见到失其家的人,还有个家在等着他;贫贱之人,言不用,行不合,我穿着鞋,拔腿就走,哪里不是贫贱呢?这句话让我想起凯撒大帝在罗马的一次著名演讲说,位高权重者,如果是发脾气,百姓说这是狂妄;普通人发脾气,只是觉得这个人的脾气怎么这么大呢?位高权重者内敛低调,大家赞扬是美德;一无所有的低调,大家说这是活该的,你一无所有,你不低调干吗?就是说当干部的、当领导的所有行为都会被放大

事例二:《通鉴》卷一记载,子思对卫国国君讲:君以后国事将日益糟糕。于是,卫国国君问其原因。子思回复,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也自以为是,而士庶人也不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就是说做领导的,要有反省能力,要谦卑

事例三:《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一辈子是靠打仗得天下的,古人打仗最厉害的武器是弓箭。有一件事让唐太宗很吃惊,有人给他送来一批做弓箭的材料,唐太宗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说,我从小喜欢玩弓箭,拥有很多良弓,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材料,可是将其拿给工匠看却说都不是好材料。工匠说,虽然弓很刚劲,但发出箭以后,因为脉理不匀,箭会偏,射不到靶子心,所以不是做弓箭的材料。唐太宗立刻顿悟了,过去以弓箭定四方,用的弓多着呢,却没完全知道其中的奥妙。那么天下的事,我哪能都知道呢?还不知做了多少错事,失误多着呢。于是,唐太宗设置皇帝接待日,五品以上的官员轮流上朝进谏。这就是讲克己,如果唐太宗没有谦卑心,怎么能从看弓箭看走眼反思到自己治国方面呢?!

事例四:《资治通鉴》在谈到唐明皇时,有这么一段话:“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 《诗》云:靡不有始,鲜克有终,可不慎哉!”一个人刚上台当领导的时候,想建功立业,但能不能做到善始善终,这是考验领导素质、领导能力的,也包括谦卑克己。

五、小结

德国一位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轴心时代就是我们讲的孔孟老庄、释迦牟尼、犹太的先知、古希腊圣贤所在的古典文明时代。文艺复兴点燃了西方发展的火焰,启蒙运动跟资本主义结合,形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维护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秩序。法国孟德斯鸠和英国洛克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要是总结我们的传统,要海纳百川来弥补不足、摒弃糟粕。我们之所以走跟西方不一样的路,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有我们祖先的经验,这就是探索我们自己模式的最大理由,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这个理由。就是要不断地走自己的道路,传承我们自己传统经验中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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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斌)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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