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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何问西东: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对话

摘要:不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曾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中国古老的文明与西方的异域文化通过这些通道发生碰撞和交融,从而促进了彼此文化与文明的多元化发展。本期报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张国刚教授从“丝绸之路”的历史与今天出发,为我们介绍了关于东西方文明对话的三方面内容:一是丝绸之路的纵向发展脉络,二是历史时期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特点,三是文明对话所引发的历史回响与现实反思。敬请关注。

张国刚

张国刚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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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之所以受关注,有两个原因:一是全球化带来的各个文明之间的商品、服务、人员等各种生产要素的交流;二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作出了贡献。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第一,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大家不一定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所以我先讲一些史实,把海上、陆上丝绸之路是怎么来的简要勾勒一下;第二,从中国的视野出发,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交流有什么特点;第三,这种东西方文明对话都引发了哪些历史回响与现实反思。

一、丝绸之路的纵向发展脉络

(一)传说与考古时代

虽然在商朝之前,东西方文化也有过交流,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所以我们从商朝算起。

以考古发现为例,陕西榆林神木石峁遗址里发现了玉器和欧亚混血人的遗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里的青铜车马,跟西亚两河流域、苏联卡拉苏克文化遗迹中的青铜有相同之处,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最近吉林大学的几位学者出了一本书,讲的是石器和青铜器时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书中提到了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他们把中国称为“赛里斯”“秦尼扎”,知道中国盛产丝绸和玉石。中国人崇拜玉,真正上品的玉是新疆的和田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玉和氏璧就是和田的玉。王国维先生还做过这方面的探讨,很多玉都是从丝绸之路来的。

(二)从张骞到郑和

张骞和郑和一个代表汉唐时期,一个代表宋明时期,一个出使陆上的西域地区,一个到海上南海地区航行。其实汉唐时期也有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晚年曾派人从广州番禺航行到斯里兰卡。但由于当时的航海技术,包括导航、造船技术还不够发达,汉唐时期主要是开拓了陆上丝绸之路,也就是西域地区。宋明时期,航海技术发达,陆上交通受到了一些阻隔。元朝是一大例外。蒙古人的征服为欧亚大陆开启了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代,西方人将这个时代称为13和14世纪的和平蒙古国。当时蒙古国的封国包括四大汗国,即以今天的俄罗斯为中心的钦察汗国,以波斯、伊朗为中心的伊尔汗国,以中亚五国为中心的察合台汗国及元朝。这实际上是在一个大蒙古国的范围内取消了护照和签证,允许自由出入境,使人们可以畅通无阻,有点像申根协定(1985年6月14日,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五国在卢森堡边境小镇申根签署了《关于逐步取消共同边界检查》协定)。马可波罗一家就是在元朝时来到中国的,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总体来说,汉唐时期主要是南亚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宋明时期是伊斯兰文明。宋元明代,我们的香瓷之路(宋元时代的南海丝路的别称)上的香料是从哪儿来的呢?最好的是从南海和西亚来的。青花瓷的矿土从哪儿来呢?最好的是在两河流域,伊拉克那边。

张骞通西域以后,我们与很多西域国家有了来往。公元前60年(西汉宣帝神爵二年),西汉政府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境内)设置西域都护,相当于当地的部落长、酋长,还有授印。唐朝对西域的统治超过了汉朝,所以唐人杜佑讲唐朝的疆域跟汉朝比是“东不及而西过之”。“东不及”是因为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置的四个郡没有对当地进行有效统治,“西过之”是说唐朝跟西方的交往更加活跃了。

对中国来说,丝绸之路主要是在国家安全、政治互信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经济交流。现在跟中亚五国、东盟十国相比,我们的经济体是很大的。特别是1500年前,东盟的发展水平基本上跟当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一样,经济落后,人口稀少,所以那时候的中国是一家独大,真正的商品竞争的对手是西亚和欧洲,而商品的运输要途径中亚和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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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展现的是公元751年唐朝安西都护府的军队与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中亚诸国联军在怛罗斯相遇爆发的怛罗斯战役。该战役以阿拉伯帝国惨胜告终。之后唐朝就开始退出中亚的争夺。这说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陆上的政治形势有关。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往往从历史、地理、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得多,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得少,殊不知没有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很难对丝绸之路做出现实理解。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有很宏大的知识面。

自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家对生命终结之后的世界缺乏想象力,《论语》里讲“未知生,焉知死”,唐代诗人陆游讲“死去元知万事空”。再有,儒家太入世了。汉朝人讲究“经明行修”,指要通晓经典,修炼品行。经学得好,品行端正修炼得好,取朱紫如拾草芥,当官就像拾个草芥一样,这是汉朝。宋朝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还是强调要读书。南亚、西亚的佛家和基督教不是这样,他们对生命终结之后的世界有丰富的想象力,信仰很虔诚,在传教的事情上很贪婪。那时候基督教传到了欧洲,后来征服了欧洲,欧洲人基本上都信了基督教,反观佛教入华就比较艰难,完全没有征服我们。这主要是因为佛教与儒家的价值观差别很大。把儒释道思想融合得最好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朱熹,一个是王阳明。朱熹考科举的时候,带的不是四书五经,是当时最有名的禅宗语录。王阳明入仕之前,曾经到山东去修过道,时间还不短,至少有一年以上。这个学佛学道的人后来去学儒,就有了成就。

从物质层面讲,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两大事例就是宋元时期的香瓷之路,以及明朝时期中国航海事业达到历史顶峰实施的官方行为,郑和下西洋。

(三)从西域到南海

丝绸之路从西域陆上转到南海的海上有三大变化:一是地缘政治变化,二是技术条件变化,三是外贸商品内容的变化。

地缘政治变化

前面我们提到,元朝时期亚洲实现了东西大打通,但这种情况只维持了一个短暂的时间。铁木真家族的女婿帖木儿,这个人号称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控制了中亚,建立了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控制了西亚,1453年还灭掉了东罗马帝国,陆上的路一下子行不通了。地缘政治的变化决定了只能走海路。

技术条件的进步

导航技术、造船技术、动力技术都得到了发展。导航技术主要是指南针的广泛应用。动力就是季风。季风是由海上和陆上温差引起的,冬春和夏秋的风向都不一样。马可波罗要从泉州出发回家,就要先等从陆地往海上吹的季风。造船技术是指可以造更大更牢固的船。过去西方人造的船是粘的,弄不好到海里风浪一吹就散了,中国人的船是用钉子钉的,关于这一点有专门的记载。

外贸商品内容的变化

丝绸比较轻,陆运比较容易,但是唐朝以后瓷器发展起来了,把瓷器放在骆驼上运输,摔下来就毁了。瓷器贸易需要开辟航海条件,且水路运输的成本比陆路低。

到底是技术推动了社会需求的发展,还是社会需求推动了技术的发明、发现?《一阅千年:纸的历史》的作者的观点我很赞同,他认为任何技术进步都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即社会需求是根本。二者的关系有点类似于鸡和鸡蛋,在某种程度上互为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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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我在泉州拍的照片,上面雕刻着飘带,就像佛教、道教语言里的飞天一样。这两个有翅膀,戴飘带的羽人,他们的面貌是佛家面貌,就像唐三藏一样。两人中间供奉的是十字架,像是基督教的象征,但这是一个伊斯兰教徒的墓碑。也就是说,所有的宗教在这里都融为了一体。这是一种审美的选择,不是信仰的选择,只是因为好看而选择,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里面。这其实体现了宋元时期对宗教的宽容。《宋会要》里记载,大概是宋徽宗时期,举行求雨仪式时,包括仙庙、佛家庙、道家庙在内所有的庙都要参加祭祀活动。元朝人信什么教的都有,比如最主要的八思巴藏传佛教,忽必烈就是信藏传佛教的;草原民族中的汪古部、乃蛮部、蔑儿乞部信的是景教;色目人(元代时对来自中西亚的各民族的统称,也是元代人民的四种位阶之一,广义上的来讲,一切除蒙古、汉人、南人以外的西北民族都算是色目人)的主体包括了回民,信的是回教,即伊斯兰教。这种历史事实就是不问西东,是文明对话、交流的结果,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西方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进行十字军东征,要清除异教徒不同。

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有两个原因:一是客观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东南是大海,西南是高山,北部是沙漠。二是文化的包容性。比如犹太人的发源地离我们国家很远,历史上很多犹太人到了中国境内,有的成了汉人,有的成了回民,把他们的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在了一起。但犹太人在其他国家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文明,犹太人之所以能在亡国数千年之后又复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始终保持着民族独立性,但具有这样强大的文化的犹太人却融在了中国文化中。

13世纪的西方,以英国为例,土地买卖是非法的,贵族世袭不能做官。而在中国,买了土地就是地主,考了科举就可以做官,早在唐朝就有了专门给外族人设置的汉语水平考试,宾贡科。在中国历史上,文明的对话和互鉴不仅是个理念,虽然由于国家安全的关系,宋代对待华夷问题比较严格,但在文化上始终保持着包容的态度。

责任编辑:杨雪校对:张一博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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