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经济学的世界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推动了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也催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经济理论。

突破经济学一价定律，促进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平稳转型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一转型无先例可循、无理论可依。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和方案，对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早在1980年，就有经济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计划经济的一大弊端是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盲目放开价格会导致经济的混乱和恶性通货膨胀，因而应实行价格改革的双轨制方案，国家对供应严重短缺的部门继续管控价格，对供求关系相对宽松的部门放开价格。10年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采取所谓“休克疗法”，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生产大幅度下降，从反面印证了中国经济学者观点的正确性。1984年9月召开的莫干山会议，把价格双轨制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莫干山会议是当时青年经济学者的群英会，会议的最重要成果是产生了新的价格双轨制方案，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按产品划分的双轨制不同，价格双轨制是一物二价，一件产品既有计划价又有市场价，计划价适用于计划内的产量，市场价适用于超计划的产量，优点是能够鼓励企业进行适应市场需求的生产。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采纳了价格双轨制的建议。

价格双轨制是对经济学一价定律的重大突破。以1994年汇率双轨制的并轨为结束标志，价格双轨制实行了10年，为中国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其他经济体制转型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

创新组织理论，有效解释了国有企业改制成功的原因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国有企业改制被提上议事日程。与价格改革必须在全国范围统一推行不同，国有企业改制可以通过地方试验逐步完成。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广东和山东一些地方率先开始国企改制。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过缜密的调研，国务院出台“抓大放小”政策，国企改制全面铺开。在这个过程中，我国花大力气解决了几千万国企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社保问题，保证了改制的顺利进行。经济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国企改制取得了世界范围内少有的成就，原因在于采取了渐进和地方试验的方式。那么，为什么中国采用渐进和地方试验的方式能够取得巨大成功？为什么同样进行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选择的策略和路径却差异巨大？这是世界经济学界都很关注的问题。为解释这一问题，中国经济学者对M型和U型组织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M型组织和U型组织理论。用通俗的语言来讲，M型组织就是以“块块”为主的组织，类似公司里的事业部；U型组织就是以“条条”为主的组织，类似公司里的职能部门。前者更注重“块块”功能的完整性，容易进行小规模的试验；后者更注重垂直管理，任何改革都涉及整个体系的调整。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也非常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因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较强的M型组织特征，适合采取地方试验的改革方式；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则非常僵化，具有很强的U型组织特征，不适合采用地方试验的方式进行改革，而且改革成本更高。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原因，而且解决了转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命题，同时也为组织理论创新作出了贡献。

中央统一领导+分税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我国是采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大国，如何在单一制下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一直是党和政府面临的执政难题之一。1978年之后，我国开始实行地方财政包干制度，降低了企业的税负成本，同时也显著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为上世纪80年代沿海地区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财政包干也造成了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税收纪律松弛，中央财力大幅度下降。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改革扭转了这个局面，同时也把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制度化。在单一制国家实行高度的财政分权，这是我国的一大创举。这个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同时也刺激了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中央统一领导则为地方官员引领方向，能够降低地方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国经济学者还发现，中国财政分权的成功归因于坚持中央统一领导。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许多国家都尝试过用财政分权调动地方积极性，但最终结果大都不尽如人意，原因就在于缺乏强有力的执政党和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