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中国制度精神

关键是如何在坚定自己制度文明标准的前提下，将自身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成就予以学理化。古今中外的大国发展历史表明，一个没有自己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大国，一个没有把握住自己政治体系、政治实践解释权的大国，其在政治精神上也不会是独立的。这也是当下讲制度自信对学界提出的理论任务。

制度体系是任何一种政治文明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日益成熟定型的中国制度体系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制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是人类政治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从学理上对中国制度体系背后的精神、原理、安排、绩效的阐述还有待学界努力。本文扼要概述中国制度背后包含的一些精神和原理，以期学界能进一步围绕中国制度体系的精神、原理、安排、绩效进行探讨，向国内外积极普及中国政治文明成就，共同推动中国政治学理论、学科、学术体系的发展。

公与私

任何好的制度，背后都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从而使其常活常青常新。中国制度体系的特点既要放在自己的历史和国情中看，也要放在国际比较视野下看，它和西方制度体系最大的区别在于立制建章背后之精神的不同。简单讲，西方制度立制的精神是“私”，中国制度立制的精神是“公”。古人说：“一私则万事闲，一公则万事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公”，这一点与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是相通的，也是中国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文化基础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的思想养料。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公”是最常用的一个字。例如，共产党人经常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核心和主体也是“公”。正因为“公”代表着中国制度体系的一大精神，我们观察中国制度，无论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还是一般制度、具体制度，均可发现其背后伟大的“公”的意蕴。反观西方制度，其背后精神是“天下为私”。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话语体系也好，中国制度体系也好，反复强调要按照公心、公道、公正，这些都是“公”的思想的发挥。我们阅读中西政治经济法律著作，可以明显地看到背后“公”“私”的分野。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著作的主导精神是“公”，是按照“天下为公”精神来展开的。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著作主导精神是“私”，基本是按照“天下为私”精神下来的。这种两分法有点绝对，但基本不偏。进而言之，人类政治文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按照“天下为私”的逻辑走下去，怕是个绝境。

合与分

中国制度精神的第二个层面体现在“合”与“分”的关系中。简单讲，“合”的精神贯穿在我们制度体系安排中，就是制度体系建立在“合而治之”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分而治之”基础上。

中国制度体系安排遵循的是“合而治之”的精神。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突出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强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团结摆在首要位置，社会基层治理重视协商，乃至党政关系中讲的是分工而不是分开，等等。进一步来说，在“合而治之”的制度体系中，制度设计不是建立在制衡原理上，而是建立在监督、协商原理上。在西方政治学理论中，制衡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但是在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中，监督体系建设理应被放在比制衡更重要的位置。如果按照制衡原理来思考甚至设计我们的制度，那就必然和我们制度大的精神相冲突。在这个问题上，国际政治学界好将制衡视为制度体系安排的唯一原理，实际上是值得反思的。

中国政治模式以“合而治之”原理解决了“分而治之”制度体系的弊端，这是我们在国际比较中讲制度自信的一个理由。“合而治之”是我们制度体系在国际比较中的比较优势，也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方向。一国三公，则权柄分而不一。道旁筑舍，议论多而难成。考察西方特色的制度体系，其精神大致是“分而治之”。在“分而治之”的制度体系中，政党制度、政行关系、政法关系均以分立甚至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所以强调“分”，同其制度精神的“私”又是一脉相承的。在“分而治之”的制度体系中，制衡比监督更重要。制衡走到极端，即是掣肘和对抗。政治沦落为部分反对部分、一届反对一届的相互否决状态，就很难为国为民谋长久之利。这违背了政治为公的常识。观察世界上不少国家的治理现状，在引入“分而治之”的制度体系后，深受其苦，由此导致政治分裂、政党对立、社会对抗、民族分离的可谓司空见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