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时代问题的解决（3）

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魏晋时代价值危机的问题就更加严重，更加深化，它的价值危机可以总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活真的有区别吗？这个问题大概也萦绕在我们的头脑当中，这个问题几乎是一个现代的问题，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价值危机其实已经有共通之处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会称之为深刻的虚无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时代？魏晋这个时期突然出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时间感和死亡观，这种时间感和死亡观非常接近于我们今天的时间感和死亡观，人们突然发现死成为消除一切差别的最根本的要素。人人都要面对“死”，但是“死”在不同的时代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魏晋时期的“死亡”意味着取消一切差别的最根本的力量，人活着的时候不管有多大差别，在“死”这件事上都一样。那个时代伪造的一本书叫《列子》，在《列子》中有一篇体现了这个时代思想的最基本内容，“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也，孰知其异？”活着的时候是尧舜，死了一堆烂骨头；活着的时候是桀纣，死了也是一堆烂骨头。烂骨头都一样，怎么活有什么差别吗？想想都挺绝望的。既然都这样了还不就“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所以抓紧时间及时行乐吧，反正也没区别。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思维的一个大飞跃，为什么有这个大飞跃？就是时代价值危机的深化达到了一定程度，哲学上不达到足够深的程度，根本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不仅仅是哲学洞见的深度，也是哲学论辩的有力程度，必须得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回头去看，在传统时代，价值危机一定是哪个阶层的价值危机，不是普遍的价值危机，是有闲阶层的价值危机，老百姓没有这个价值危机，他们想的是我下一顿饭在哪儿，没有那个空闲思考；真正有了闲才会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它是士大夫阶层的危机。只要有几个哲学家出来，基本上这个价值危机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个时代出现了王弼、郭象这样的伟大哲学家，使魏晋时代的危机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

第四个阶段宋明理学时期。这个时期的价值危机更加严重。宋明理学实际上根源于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既然叫儒学复兴，那么儒学在这个复兴时代之前就已经极度衰弱了，也就是说隋唐恰恰是儒家思想、儒家文化极度衰落的时代。那个时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不是归于佛教的就是归于道教的。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最早是在民间底层，作为一般的民间宗教之一，没有对士大夫的精神境界发生影响。佛教真正在士大夫精神世界里发生深刻的影响是在东晋时代。由于它开始深入到士大夫精神世界当中，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理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到了唐代，佛教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高峰。中土佛教的主要宗派其实在唐代都已经确立，华严、天台、禅宗、唯识在那个时代已经确立了。同时道教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道教的实践非常荒谬，“我命由我不由天”，意思是我能活得多久由我决定，只要技术达到，我就能永生。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各种矿物质放在一起加热，一般都会产生一种有毒有害的物质，最常见的是铅、汞，一般里面都有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吃完都要中毒。服了金丹以后大部分人死的时候都痛苦不堪，有些人浑身孔窍都流脓血，就在这种情况下，道士还在安慰他说，没关系的，这是在排毒。唐代的皇帝因为服食金丹而死的就有六七个，达官贵人们都吃。道教的问题是什么？大家要注意，中国哲学家普遍认为世界是无始无终的，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普遍认可的，这是中国哲学非常了不起的洞见。既然世界是无始无终的，时间是无限的。一旦你知道时间是无限的，就意味着你活多久都等于零，只有追求永生，你的人生才有意义，而且你人生中唯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追求永生，这是道教的问题。

虚无主义时代来得凶猛。隋唐两代国力鼎盛，文化也非常兴盛，我们知道那是一个诗歌繁盛的时代，但在道德和思想层面，唐代的士大夫普遍都人格分裂。比如诗仙李白，他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我看了崇拜得不得了;等我长大了看他的文集，他写给达官贵人们的信好多是要官做的。李白宣布自己隐居了，他隐居的目的就是让别人更好地发现他，结果没有人理他，他就又出来了，换个地方再隐居。很多人“隐”就是为了让别人更好地发现，孔子从不隐，孟子从不隐，庄子也刻意不隐，庄子就是我不出山，我不去做官而已，我过自己快乐的日子。再看白居易，同情底层百姓的生活，写的《卖炭翁》真实动人，让人很难相信写《卖炭翁》的人同时能写“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私生活很是糜烂。这种精神分裂连韩愈都不可免，他敢激论天下事也可算奋不顾身。唐宪宗时期迎佛骨舍利，铺张浪费，整个社会陷入宗教迷乱当中，韩文公写《谏迎佛骨表》，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伟大，但是他也写过《潮州刺史谢上表》，真是无法相信是一个人写的，一被贬立马就怂了。唐代士大夫中盛行虚无主义价值观。

佛教的逻辑最简单，从根本上讲是要追求解脱。佛教最根本的问题是认为人生是彻头彻尾的烦恼，要想解脱就是要从烦恼当中解脱出来，要从烦恼中解脱出来就必须知道苦的根源、烦恼的来源。他们认为苦来源于执着，不执着就没有苦，要消除苦就要消除执着。要想消除执着，就要注意执着的结构，要知道谁在执着？答案是我，我在执着，要先破执着的主体；在执着什么？名和利等都是执着的对象，佛教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苦，就必须破掉对我的执着和对对象的执着。佛教的态度说，我本来就是假的，那就没人在执着，这叫“破我执”；对象是假的，虚假不真，认为山河大地都是虚幻的东西，既然对象是假的，那还执着什么？把执着的主体、执着的客体两个方面破掉，从根本上解决执着的问题。执着消除了，苦就消除了。这个逻辑很简单，但是这里面关键在于“无我”，其实就挺难做到的。

中国固有的哲学里面没有这些。有人说庄子讲“无我”，庄子怎么可能讲无我？庄子说“至人无己”，那个“无”是“忘”的意思，一个人可以做到“忘”我，但是不可以做到无我。庄子的态度讲得太深刻了，这个“我”不是想有就有，想没有就没有的。当然佛教的态度是“我”努力能达到“无我”，“我”是虚假的，如果说眼前所有实实在在的东西都是假的，那要经过一个论证。总之一句话，一切的本质、一切的对象都来源于我们人的无明，由于有这个无明，所以生出种种幻象来，其实这个幻象本质上都是空的。

简单地说，佛教和道教的虚无主义可以概括为：“世界真的存在吗？我们真的活着吗？你确定你活着吗？我怎么证明自己不在梦中？”想过这样的问题吗？你说我昨晚醒了，你能保证你不是梦中梦吗?庄子明确地讲“梦之中又占其梦焉”，有很多人在梦里头醒了一下，以为自己醒了，然后还去占卜自己的那个梦的吉凶，再醒来以后发现醒了，但问题是你真觉得自己醒了吗？《庄子》里面讲“丘也与女，皆梦也”，孔丘跟你都在梦中，接着又说，“予谓女梦，亦梦也”，你怎么证明自己不在梦中？这个问题古往今来我认为最伟大的解决者是庄子，庄子的哲学在这个地方真是令人佩服，他说我为什么要证明自己不在梦中。但是不管怎么说，无论你在哪里，你没办法证明自己不在梦中，你没办法证明世界是存在的，你也没办法证明我们的人生不是虚幻的。按照佛教的说法，这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唐宋时代的虚无主义所达到的深度，以及危机的严重程度已经达到了非常深的地步。这个大的麻烦就是意味着道德生活真的建立不起来了，就到了“人怎么活有区别吗”这个问题。把整个人生变成虚幻的时候，道德生活怎么建立起来呢？美好还是丑恶、崇高还是卑鄙、善还是恶有意义吗？既然这个世界终归要消失，你做的这一切有意义吗？

面对这样的价值危机，到唐代中叶，开始了儒学复兴运动，而儒学复兴运动的开创者就是中唐时期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韩愈。韩愈在当时贡献很大，一般来讲“治宋学者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研究宋学、宋代思想和文化的人一定要从中唐的韩愈开始，因为整个思想的根源从那里开始。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开创者，古文运动从属于儒学复兴运动，古文运动就是为儒学复兴运动找到了恰当的思想表达风格，找到了一种恰当的文风和恰当的文气。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虽然对整个中国思想史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但从理论建设这个角度看，韩愈的理论建设是远远不够充分的。我们看《原道》，韩愈对佛教、道教的批判，主要是社会、政治、经济的理由，而不是真正的哲学上的理由。他的理由非常清楚，如劳动力锐减，大量人口出家，不承担社会责任，把社会责任完全归给社会，这不行。解决佛教、道教的问题，韩愈寄希望于政治手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暴力的手段、强制的手段。他解决佛教、道教的方案非常简单，九个字：“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记住这九个字你就知道什么叫古文运动，没一句废话。“人其人”，让和尚们还俗;“火其书”，把他们的书都烧掉;“庐其居”是把寺庙都变成住宅，让老百姓生活居住。但是思想跟文化的问题还得说道理，因此如何在道理上真正地破除佛教、道教的影响，是唐宋儒学复兴运动，特别是到北宋时期的时代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