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时代问题的解决（2）

“轴心期”出现的那些伟大哲学家，那么轻松地就达到了那样的高度，其实有三个条件：一是文明充分展开。社会人生的大的方面已经都完整具备了，我们今天具备的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其实在“轴心期”那个时代都已经完备了，文化积淀足够丰厚了。二是时代问题空前尖锐。哲学的突破一定跟时代问题的尖锐有关。一个以思考为业的人，一个以哲学为业的人，生活在一个充满张力的时代，生活在一个充满思想问题的时代，既是幸运又是不幸，幸运的是他的人生面对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他能有所作为;不幸的是他生活在一个充满张力的时代，他每一刻都在用思考来安顿自己的人生，通过一种道理的探索，不仅安顿自己的人生，还试图去安顿别人的人生，这是一个哲学家在时代问题空前尖锐的时代里面做的努力。三是生活世界足够简单。是生活世界越复杂就越容易看到生活的本质，还是生活世界越简单就越容易看到生活的本质，当然是后者。人生活在复杂世界的片段里，每一个环节都会消耗你大量的精力。对此，实际上魏晋时期伟大的哲学家王弼就有解释。我觉得中国哲学史上有些人的名字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知道，像王弼这种天才是划时代的，几百年出一个，但23岁就去世了。王弼的《老子注》、《周易注》非常了不起，王弼在解释老子的那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时候说得最多的就是，越多越远离根本，即越多越靠近枝叶，越少越贴近根本。所以“轴心期”时代的生活世界足够简单，使得人更容易以整体的态度来看待世界和人生的问题。

哲学既不发展又在发展。说哲学不发展，是因为根本的哲学洞见上所达到的高度是哲学不断地回归的那个高度;说哲学发展，是因为哲学一直在发展的是哲学的体系化程度、哲学论辩的复杂程度、哲学阐述的严谨程度。洞见始终是那个洞见，是能回到那个高度的洞见，但是在论证表述和体系化的程度上一直在发展，这就是哲学的发展。为什么越接近我们的时代哲学就越难读，原因是它体系化的程度和论证的严谨程度在发展，体系化程度和论证严谨程度的发展意味着说服力的发展。为什么说服力在发展？因为要说服的对象越来越麻烦。为什么越来越麻烦？时代问题越来越严重。

在人类文明史中，基本上越早期的人越朴素，即使有时代的精神问题，这些问题也不严重，越到后面越严重。随着时代问题的深化，随着思想问题的深化，随着价值危机程度的深化，哲学的体系化程度、论证的严谨程度一直在不断发展，因为不达到足够的体系化程度，不达到足够的论证的严谨程度，就不能提供足够的说服力，从而让哲学真正做到为时代的价值确定基础。

我特别强调哲学的重要性，哲学是每个时代最庄严的守护。哲学守护在价值的根基处，当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被动摇的时候，它要起来捍卫，当这个时代的价值根基被拔除的时候，它要起来重新为时代确立基础。张载有四句话，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为时代确立价值基础，这是最根本的。每一次大的哲学突破一定是源于时代的价值危机的深化程度，价值危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哲学就必须取得一种突破，这种突破足以解决时代的价值问题的时候，这个时代的哲学任务就得以完成，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用时代价值危机的深化过程来加以概括和总结。

三、中国哲学史大阶段的发展以及与时代问题的关系

中国哲学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春秋末年，老子孔子的时代。第二个阶段是战国时期。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虽然年代相差不远，但是思想风格和思想主题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第三个阶段是魏晋时期。第四阶段是宋明理学的发展时期。其实特别重要的是两宋哲学的发展，就是北宋和南宋哲学的发展。四个大的历史阶段在我看来就是时代问题不断深化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春秋末年。孔子面对的时代问题是礼坏乐崩和价值基础的动摇。这个时代有没有价值基础？有，只不过人们的价值确信已经不那么坚定了。我最近一直强调一个词叫“价值确信”，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麻烦也是因为缺少这个词，我们缺少价值确信。我常常感慨，我们这个时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时代的人在价值确信上非常茫然。孔子那个时代，虽然价值基础被动摇了，但是共同的价值基础还在。

我强烈推荐大家去读《论语》，《论语》这本书是要用一辈子去读的，《论语》是中国古代经典中最丰富的书，没有之一，因为里面不管多重要的话都不重复，孔子只说一遍。“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这样重要的论述只说一遍，“过犹不及”也是一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个关乎人的本质的深刻理解，在《论语》当中就出现一次，没重复的。读《论语》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孔子基本上不论证，每说完一句话就放在那儿。孔子跟身边人的关系是指导者和被指导者的关系，孔子说完之后他的弟子马上就去做，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路勇于实践，听到老师说一个道理，还没有来得及去做的时候，就生怕他老师又说一个新的道理。孔子一生就没遇到任何意义上真正严峻的思想挑战，他遇到的也就是伶牙俐齿的弟子，偶尔质疑一下，所以孔子从不证明自己，因此《论语》中孔子是那么的饱满。尼采说，论证真是一种颓废的意志。我一直看不懂，看完《论语》就能明白了，一个人只要需要证明自己，就不饱满了，真正自信的人无须证明自己。孔子就是真正的自信的人，他无须证明自己的原因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有统一的价值共识，有统一的价值基础，孔子不用把问题说到根本上，孔子把问题说到某一个深的程度上，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第二个阶段是战国时期。孟子天生性格就有问题，他动辄骂人禽兽、骂人豺狼。孟子一生都在战斗，绝对是一个标准的战士。孟子的一个弟子叫公都子，有一天他问老师，外人都说您好辩，您怎么这么好辩呀？孟子很无奈，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意思是我哪里是好辩，我是不得不辩，因为这已经是百家争鸣的时代。百家争鸣是价值基础的缺失，动摇和缺失一步之差，但差别非常大，不再有统一的价值基础，每个人认为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已经不一样了。人们认为美好生活的标准不一样了，你认为美好的恰恰是我认为丑恶的，你认为对的恰恰是我认为错的。《庄子》里面有这样一个问题，“故有儒墨之是非”，所以孟子讲，“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意思是今天天下的思想言论不是属于杨朱思想的变迁，就是墨翟思想的变迁。

杨朱的思想是什么?“杨氏为我，墨氏兼爱”，什么叫“为我”?极端的个人主义，杨朱的名言“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一个人利己到这种程度也“很了不起”。杨朱认为这种极端的利己主义的人生道路才是对的，其他的都是错的。墨翟说我们兼爱，我们爱所有的人，墨家不仅爱所有人，还得同等程度地爱所有人。墨子是一个伟大的英雄，虽然他讲的这个道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但他毕生朝着一个做不到的方向努力，本身就是很伟大的。墨子每天忙忙碌碌的，奔走于各国之间，帮着各个国家守城，头发都掉光了。杨朱是一毛不拔，墨子是发都掉光了，两个人各自追求一种生活的极端。墨子说我这样的生活才是对的，杨朱说我这样的生活才是对的。

孟子说你们俩都不对，我们要爱，但是爱要有差别，我们不能同等程度地爱。这三家没有统一的价值基础，没有共同认可的是非标准，没有共同认可的美好生活，这个时代问题比较严重。读《孟子》的时候会发现，孟子要不断地辩论，要不断地说服，所以孟子思想的逻辑严谨程度和言说的说服力量比《论语》大得多，但《孟子》的整体格局比《论语》的格局要小，因为如果他不能提供足够的说服力，足够的论证的话，他的道理就立不住。虽然没有统一的价值标准，但价值本身在这个时代没有受到质疑。什么叫价值本身没有受到质疑呢？这个话说起来很简单，因为在孟子时代所有人都认可这一件事，就是怎么活是有区别的。其实这个时代的价值危机还没有那么严重，下一个时代的到来，那个时代的价值危机就不是这样一个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