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千里难寻是朋友 朋友多了路好走（2）

二、从政治的高度看待“一带一路”

（一）推进“一带一路”要讲政治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维护中国政治安全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它的最高政治目标，说得通俗点，就是让我们的朋友——这个不能没有——多多的，让我们的敌人——这个肯定得有——少少的，为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交环境。这是“一带一路”的政治“大账”[25]。我们要从维护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而不能以账房先生的视角、从狭隘的部门利益的多少来看“一带一路”的意义和作用。

外媒说我们要搞新的“马歇尔计划”[26]，要通过“一带一路”挣大钱、要扩张[27]。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没有抓住“一带一路”的要义。

“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在正确利义观下广交朋友。我们现在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8]的战略做准备，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的朋友。如果我们能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政治上的事就好办了。在诸多朋友圈中，除了老朋友外，我们今后的重点将是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友谊。习主席自主政中央工作以来出访了许多国家，留意观察，就会注意到他最下功夫、最花时间的多在第三世界国家，连南太平洋那些小国都去了。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红军学院讲演中分析国家战前需要具备的政治条件时说：“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什么呢？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要有足够的所需盟友和中立国。”[29]没有朋友的国家是不能胜利的。比如今天的日本，在高科技军事装备方面，它是强国，但是它没有真心实意的盟友，更没有足够的同情国，这就没有打胜仗的条件。

文以载道，路以载道；君子爱财，当取之有道。我们不能将“一带一路”理解为资本和地缘政治扩张的地方，而应将它看作是与世界人民交朋友、建立命运共同体，在与世界共同繁荣和发展中一起创造新文明的地方，是“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30]，为实现党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做基础准备的地方。其策略意义在于不用传统的“两个阵营”的对抗方式，而用“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31]的辩证方式，破解霸权压力于无形，“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32]，为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古今同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就是这样打破美国压力的。当时中国有乒乓外交，乒乓赛事不为输赢，只为友谊，特别是与第三世界的友谊。每次比赛结束后就会有一拨新朋友。1965年，毛泽东给外事部门指示说：“不能靠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33]这话用今天习近平同志的话解读就是要有“正确义利观”[34]。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35]读了这些讲话再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有了一种在新的形势下与世界人民，尤其是与第三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2013年习主席访问非洲，在那里我们明显地感受到毛泽东时代为我们留下的世界影响力。非洲朋友们对当代中国的敬仰是与毛泽东、周恩来时期的新中国外交相联系的——这也是第一代领导人为我们积累下来的“软实力”。在这方面我们这一代人不仅不能“坐吃山空”，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和壮大这种软实力。毛主席说“友谊要靠政治”，还说“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36]，同样的道理，只有懂政治才能交朋友，只有懂政治才能理解“一带一路”宏大构想的要义，不懂政治的帮忙会反帮“倒忙”，不懂政治的帮人反会帮出仇人。

俄国人曾在中国修建的“中东铁路”[37]就是这种帮人不成反结怨的案例。1896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与沙俄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允许俄国修筑东清铁路。同年9月，中俄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规定俄国对拟建中的东清铁路有建筑权和经营权，并委派华俄道胜银行承办；铁路股票名义上属中俄两国商民（中国出资5百万两白银入股，与华俄道胜银行合伙来经营）；80年为限，期满后，铁路及其财产全归中国；自通车之日起，36年后，中国政府有权“给价收回”铁路。合同还规定，中国提供筑路地皮，“不纳地价”；铁路的宽度（宽轨）、行车规章与俄国国内的铁路相同；俄国有权免费运兵；俄国利用该铁路运往俄国的货物一概免税等，使中国在铁路地段的主权丧失殆尽。1897年12月6日，沙俄利用清政府的财政困难，答应向中国借款，条件是将中俄在东北的“合同”向蒙古扩大，俄政府要求签订一项条约，规定：第一，俄国拥有在满洲和蒙古修建铁路和在上述地区经营工矿业的独占权；第二，中东铁路公司有权修建一条通往黄海、通到营口（靠近辽河口）以东的任一港口的支线；第三，俄国可以在它任意港湾修建港口，一切悬挂俄国国旗的船只，均有权驶入。[38] 1898年3月27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张荫桓与沙俄驻华代办巴甫洛夫在北京签订此约共9款。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允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期25年，期满前可由两国相商是否展限延长；（2）租借地内地方行政由俄国主掌，中国不得在此驻军；（3）租借地以北设立“中立区”，其行政由中国官员管理，中国军队经俄国同意后始得入内；（4）俄国可由中东路某站（后选定哈尔滨）修一支线至旅顺、大连；（5）旅顺口仅由中俄两国船只使用，他国军舰与商船不得入内。同年5月7日，清政府代表许景澄同沙俄代表莫拉维诺夫在彼得堡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该条约共6款，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不得将中东铁路支线所经地区的铁路权让与他国；（2）不经俄国同意，清政府不得将“中立区”及沿海口岸让与他国，亦不得将“中立区”内的铁路、开矿及其他工商利益让与他国；……此后，旅大地区成为沙俄的殖民地，东北三省成为其势力范围。[39]1898年8月中东铁路破土动工，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三线。北部干线（满洲里到绥芬河）和南满支线（宽城子至旅顺）及其他支线，全长逾2 500多公里， 1903年7月14日，铁路全线通车。

不可否认，当年俄国同意修建中东铁路出发点也有帮助中国的成分，由于俄国人采用的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思维方式，很难处理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结果落下的一大堆埋怨一直延续到赫鲁晓夫时期。朝鲜战争后，尽管俄国人极不情愿地离开中国东北，但其沙文主义思维继续损害着俄中的关系。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写信给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三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由中方出资3000万卢布、苏方出资7000万卢布，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用4年时间在中国南方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6月7日，毛泽东读到彭德怀于6月5日提交的报告后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入，则不要回答，拖一段时期再说”[40]。6月28日，苏联又希望借用中国沿太平洋海岸线，提议“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明确告诉尤金大使：“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41]“斯大林的东西”，也是沙皇的“东西”。 毛泽东这时生气的是，中国刚结束的俄国霸占中国辽东的历史，你赫鲁晓夫怎么又学着沙俄搞起新的“华俄道胜银行”来了？毛泽东对尤金动情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42]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对外援助中坚决摒弃帝国主义模式，我们不能再让其他国家的人民再经受中国人曾受到的屈辱：政治当先，利在其次。新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援非项目坦赞铁路，可谓是毛泽东经援思想的生动体现。

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它们迫切需要经济上的独立来回头支持政治上的独立。赞比亚是一个内陆国家，作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三大铜矿产地，却苦于没有出海口而使得铜矿贸易大大受限，因此需要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线。坦赞两国政府曾联合向世界银行申请援建坦赞铁路，但被婉拒；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访问苏联时，请求苏联政府帮助，再度遭拒。1965年，中国开始考虑接受坦桑尼亚向中国提出的请求，决定帮助坦赞两国修建这条铁路。周恩来对方毅说：“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我们这种无私的援助定会赢得更多的友谊。坦赞铁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能比拟的。当然，我们决不能利用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树碑立传或是追名逐利。不，我们是从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度来看待这项经援项目，援助了他们也就是援助了我们自己。”[43]1965年2月19日，毛泽东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中国人民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是相互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什么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什么主意。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心的。”[44]1967年9月，三国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1968年5月15日，坦赞铁路建设项目组在坦桑尼亚境内开始勘探；1970年10月26日，铁路在坦桑尼亚境内开始施工；1975年10月22日，铁路全线开始试运营；1976年7月23日，铁路全线正式运行。铁路跨越东非大裂谷，其“艰苦程度无法用笔墨描述”[45]。中国先后派遣工程人员5.6万人次，高峰时期中国在场工程人员1.5万人。投入物资机械83万吨，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铁路完工后交由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和技术支持以协助其营运。

如果比较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建并由此与中国结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东铁路和毛泽东时期中国人不图回报无私地为非洲兄弟修建并由此与非洲结下的友谊迄今温度不减的坦赞铁路，我们就能体会出其中的得失之道及毛泽东为新中国的深远布局。中东铁路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产物，而坦赞铁路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前者为一点小利而失中国，后者不图小利而赢得世代友谊。友谊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而软实力则是支撑硬实力的核心要素。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46]今天我们也得主要靠第三世界兄弟把中国再次抬向世界大舞台。我们必须记住中国的朋友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当然还有第二世界。所以，习近平主席在谈到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问题时要求中国外交“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 [47]。搞清谁是朋友、谁是对手，毛泽东说“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在今天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必须看清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