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相怀：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若干问题（5）

（五）提高意识形态表达力

第一，要善于拿捏词句。比如，过去我们讲和平发展，后来一度我们使用了“和平崛起”这个词，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和平崛起”这个词在意识形态的可接受性上、在意识形态传播力上，不如“和平发展”这个词更容易得到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例子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这是拿捏词句的一个经典文本。习近平总书记讲，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两者有机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这就打破了过去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不可通约性，把两者的统一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实际上就是一项非常伟大而重要的、具有创造性的意识形态工作。比如面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我们提出共同价值。他讲他的“普世价值”，我们讲我们的共同价值，中国并没有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但是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价值有着自己的理解，而这个理解并不同于在西方语境下所创造出来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还有“狮子论”，习总书记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里面对词句拿捏达到了一个非常艺术化的高度。

第二，要善于创新话语。比如毛泽东通过创造性地化用“实事求是”这个词，赋予“实事求是”这个词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从而使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活的灵魂。邓小平通过“一国两制”一词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国家之内两种制度共容的理论解释问题，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揭示了改革开放方法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中国梦”这样一个词带动和激发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梦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一个创造性的典范，它激发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力和想象力，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党的事业的参与感和效能感，同时让世界认同中国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切入视角。所以，有人说，中国梦不但有仙气，还很接地气，从而打通了各种语言的阻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而新的话语空间开辟的背后实际上是新的社会共识的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形成。“中国梦”的提出，出现了一系列与此相伴而生的话语，如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故事、个人梦、民族梦、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甚至产生了“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类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在国际国内都赢得了思想上的一个公约数。

第三，要避免掉入话语陷阱。比如，西方政治理论，西方的传播理论，在有意无意地设置了若干话语陷阱，我们稍加不慎就可能掉入话语陷阱，比如合法性、“宪政”、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一方面，它们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简单地用这些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我们可能就会被他们套上话语的牢笼、话语的紧身衣，从而挣扎不得，动弹不得，处处被动。再比如，我们国内也有一些话语有一定的陷阱性质。比如探讨“党大还是法大”、一党执政滋生腐败、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政分开，等等。甚至一些国外领导人发表的谈话也有助于我们提高对意识形态陷阱、话语陷阱的认识。比如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日本首相安倍也有一个战后70年谈话，你看我们用抗战胜利、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他用的词叫“战后70周年”，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削弱，本身就是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与我们有偏差。那么，他对“二战”进行这样描述：“上次的大战有3百多万同胞失去了生命。胸怀祖国的未来，期待家庭幸福而阵亡的人们。战后忍受着酷寒或者灼热在遥远的异乡之地，忍受着饥饿和病痛死去的人们。广岛和长崎被投下了原子弹，以东京为首各个都市遭受轰炸，在冲绳地上战中，众多市民悲惨牺牲。”你看，他不提给其他各个国家造成了多大的伤害，造成了多大的灾难，反而把日本遭受的灾祸呈现在大家面前。这本身就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再看他是怎么来为日本的罪责开脱呢？他说：“在日本，战后出生的人们目前超过全体人口的80%左右。不能让和那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子孙后代背负不断谢罪的宿命。”他这样一个态度就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在我看来，他这样的话语背后就一定意义上体现了陷阱性质甚至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这些我们都要警惕，都要思考。

三、提高意识形态能力的若干原则

第一，要把握一个核心任务。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敌我攻守的工作。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既要有敌情意识、攻防意识，同时还要把握、了解核心任务。核心任务是什么？就是怎样让人家了解、理解、认同我的想法、说法，或者说怎样用我的想法、说法打动、感召、说服人家。意识形态工作本质是一个争夺人心的工作。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如果经过我们工作，人心凝聚力提高了，老百姓的认同感、认同度提高了，那么这个工作就是成功的；如果老百姓的认同度下降了，那么我们就要反思意识形态工作在哪里可能出现了偏差。

第二，要坚持“双百方针”。我们党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主要指的是文艺，偏重于文艺，百家争鸣偏重于思想。那么我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恐怕也要讲一讲“双百方针”。中国历史上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邓小平同志也讲“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毛泽东也讲，“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所以，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我们还是要坚持“双百方针”。

第三，要秉持“三不主义”。哪“三不”呢？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争取最大公约数，那就要善用“三不主义”。我们要秉持一种就事论事的智慧，是什么事就解决什么事，出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第四，要坚持破立并举、重在建设。破立并举，既要有破，又要有立。既然意识形态工作有一定意义上的敌我攻防性质和功能，那么破还是要有的。我们要善于破，善于用“笔杆子”来对付“笔杆子”，善于用“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重在建设就是立，要大力加强能力建设，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孙子兵法》讲，“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要有这样的智慧，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比较主动了。

第五，我觉得要把握好三个基本维度。一是，重点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讲：“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几代人不断地努力，挨打、挨饿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挨骂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甚至一定意义上成为我们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意识形态工作重点要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二是，在态度上要明确，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我们要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力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三是，手上要有“几把刷子”。习近平总书记说，担任宣传思想部门领导工作的，除政治上可靠之外，总是需要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或其他专长上有“几把刷子”。”做到“坐下来能写字，站起来能说句，走起来能办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对的是思想僵化的问题，思想僵化就要解放思想，但是现在我们一定意义上面对的是思想分化问题，思想分化就要统一思想。而统一思想要比解放思想工作难度还要高。前者需要智慧和勇气，后者需要方法和艺术。所以难度更高，难度更大，要求我们刷子就得更多，要求我们具备的“刷子”就得更多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广大党员干部甚至包括我们的每一公民，必须提升自己的意识形态能力。只有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强了，我们才能不负这个时代。只有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得到了大大加强，我们才能更加昂首挺胸，阔步行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谢谢大家。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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