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意义暨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2） − 治国方略 − 治国理政进行时 − 重大事件专题 − 专题 − 宣讲家网

摘要：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是由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决定的，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现实要求的统一。

（五）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与时俱进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主题。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人的思维都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事物的发展是具有客观规律性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发展的实质是事物的前进和上升；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以其强大的逻辑力量和鲜明的立场情怀不仅科学地阐释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且更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从来不是抽象的教条，其现实形态总是在与具体国家、具体时代、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焕发生机、丰富发展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就提出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问题。1956年,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研究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着眼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初步探索了符合我国情况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根据时代主题的转换，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精辟论断，并领导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后来我们党又适时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调坚持科学发展、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重要论断。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发展经验的不断积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随着实践、时代发展也不断地与时俱进，同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历史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新起点也伴随着新挑战，经济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7］(P64-65)。新常态带来经济运行新特征、新规律、新要求，只有主动适应，科学把握，积极作为，才能抢占先机，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认真总结国内外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分析当代中国实际和未来发展大势，进一步鲜明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这里，创新发展不仅仅是指建设创新型国家，而是要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协调发展也拓展了新的内涵，要求硬实力与软实力相协调，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绿色发展不仅是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是要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开放发展不仅是引进技术和管理、出口商品和服务，而是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共享发展也不仅是要求先富帮后富，而是把其上升至社会主义本质内在要求的高度，要做出制度安排，实现共建共享，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动力、发展要求、发展条件、发展道路、发展主体、发展目的等重大问题做出了创造性地回答,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六）阐述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和途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理论

列宁曾指出：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即使“在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的形式都不同，民主的运用程度也不同”［8］(P699)。一个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是由这个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政治经济状况、民族文化传统、外部国际环境以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追求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即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围绕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阐述了一系列既继承前人又富有创新精神的重要思想观点。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9］；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优势决定的，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必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要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根本原则，坚决抵制西方三权鼎立、多党轮流执政那一套，同时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广泛吸收借鉴当代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实现制度体系的自我改进和自我完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坚持兴利除弊，绝不能动摇和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转轨到西方的政治体制上去，这一点绝不能有任何含糊。这些富有创新性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理论，为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根本方向和正确路径。

（七）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两个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因素，缺一不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他们始终将意识形态看作是“阶级意识”，主流意识形态是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观念体系；在无产阶级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始终需要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以后，必然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由于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它没有任何私利要维护，因而也“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10］(P286)。对于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自觉意识，马克思一般称之为“共产主义意识”。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党性的本质要求。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方向。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11］(P1059)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P378)。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内和社会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的情况［13］(P305-306)，加之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西化”和“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导致一些人价值观严重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这些现象的出现，严重搞乱了人心、涣散了斗志，造成党的政治信任的流失，干扰和破坏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于意识形态斗争面临的形势、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内容、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和途径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回答。明确指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4］，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缺一不可；意识形态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在当代中国，坚持意识形态的党性，核心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站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党的意识，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持意识形态的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必须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着眼于推动人民群众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坚守，尊重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宣传舆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同时要全面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讲好中国故事、发好中国声音的能力与水平；在坚持正面宣传教育为主的同时开展积极的舆论斗争，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党校高校教育工作者，党的宣传舆论、文化艺术工作者，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都要扎扎实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敢于担当，不辱使命，坚持和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敢于亮剑，敢于斗争，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文化的安全。这些新的思想和观点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在新形势下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八）深入探索治党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

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党。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性质的要求和优良传统。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通过延安整风，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了高度统一，从而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做到“两个务必”。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我们党首次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并就执政条件下如何从严管党治党提出了新的要求。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5］(P380)，“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16］(P381)。随着党的历史方位和中心任务的变化，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考验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如何在新的伟大斗争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续写赶考的新篇章，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实现中国梦、夺取新的伟大斗争的胜利，深刻总结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积极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入探索从严治党规律，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管党治党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新高度；提出了“打铁还要自身硬”、“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治党主题；并围绕这一主题阐述了管党治党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17］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面向全体党员和党的组织，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18］。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职责；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敢于瞪眼黑脸，勇于执纪问责。“使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19］。各级党委纪委要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树立正确政绩观，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思想教育要突出党性和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制度要精，要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按照“三严三实”要求，培养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持续深入改进作风，要咬住“常”、“长”二字，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推动党的作风持续向好，推动社会风气明显好转；要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尤其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根据形势和党的建设需要不断完善党的纪律规定，确保系统配套、务实管用，积极探索纪律教育经常化、制度化的途径，坚持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必须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标本兼治，逐步形成领导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要强化党内监督，建立健全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把强化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基础性工程”［20］；紧紧依靠人民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将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的根本标准。这些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伟大斗争中如何管党治党的重大历史课题，不仅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同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宝库，把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

（九）深刻阐述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带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在我国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党指挥枪”、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等一系列军队和国防建设理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等强军兴军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基础上，适应时代条件的变化，就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地位作用、强军目标、军事战略、国防和军队改革等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论述，鲜明回答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什么要强军、怎样强军，打什么仗、怎样打胜仗，为什么要深化改革、如何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为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强军梦、强国梦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国际形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稳定的基本态势，但世界依然面临着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威胁，世界急剧变化增大了我国安全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我国安全面临的现实威胁呈上升趋势，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对我军提出严峻挑战，我国进入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任务更加艰巨，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面对新的形势任务，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把握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要听从党的绝对指挥，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必须按照打仗这个标准搞建设抓准备，确保军队能够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必须保持严明的作风和铁的纪律，确保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要毫不动摇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丰富和完善其内涵，“我们希望和平，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放弃维护国家正当权益、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21］；要把4个带根本性的东西立起来，培育“四有”军人，即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党性原则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战斗力标准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要坚持战斗力标准，深入研究现代战争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围绕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着眼于贯彻新形势下政治建军的要求，推进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有机统一，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着眼于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着眼于打造精锐作战力量，优化规模结构和部队编成，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着眼于抢占未来军事竞争战略制高点，充分发挥创新驱动发展作用，培育战斗力新的增长点，着眼于开发管理用好军事人力资源，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着眼于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进跨军地重大改革任务，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2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的新篇章。

（十）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自从20世纪初世界上产生了社会主义制度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相互之间及同其他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思想，然而由于当时世界基本矛盾决定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所以列宁所提出的和平共处只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一时的关系，这种和平共处只能是短暂的，不可能是持久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提出和倡导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指导不同社会制度以及相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但由于二战后两极格局的形成和旧的国际秩序的影响，世界上形成了按社会制度划分的不同国家集团，战争的阴影仍时隐时现。

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由紧张对抗逐步走向缓和对话，与此同时，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在全球范围蓬勃兴起，国际间的竞争已从军事方面转向以经济、科技等为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敏锐的指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题，不同社会制度以及相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长期和平共处是必然的。两极格局解体后，尤其是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充分显现，中国经济逆势而起、高速发展，2010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5%以上。中国的发展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不可避免的引起了国际上一些人的担忧，“中国威胁论”随之出现，这就需要当代中国领导人提出适合中国自身地位和发展要求的新的国际关系理念。

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各种矛盾冲突层出不穷，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资源短缺、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恐怖袭击、核武器扩散等全球性安全问题，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构成了严峻挑战。这些问题单靠一国之力是无法解决的，需要各国共同携手才能解决。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中国发展大势和世界发展新动向，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时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3］。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践行，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宝库，为开创我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提供了基本指导原则，也为未来的世界发展勾画了美好蓝图。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系统总结了我们党的执政经验和世界上其他政党兴衰成败的规律，其蕴含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的政治智慧既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脉相承，又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创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是当代中国最鲜活、最管用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世界正在经历深度的社会历史变革，当代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只要全党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我们就能从容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行好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而为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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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