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的渊源与今鉴的思考

“养民”意识或曰养民文化，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它形成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尽管社会形态几经更替，但它对政治、经济、国民心态的影响和作用，一直持续地存在着。历史地客观地对其作一些研究审视，从中找出对当今时代治国理政有用的文化价值，对于帮助我们今天牢固树立执政为民意识，认真坚持和发扬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高度重视和改善社会民生问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不失现实借鉴意义。

“养民”意识的形成

“养民”意识在我国出现，最早可追溯于原始社会末期。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养民”的主体是水平超常的能人，如神话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其实，他们的事迹只是我们的祖先同大自然搏斗的浓缩，其原型可能只是当时的部落首领。但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朦胧地形成了只有这些能人才能“养”他们的思想，这是养民意识的朦胧阶段。

原始社会解体，进入奴隶制，“养民”的主体则被演绎成了主宰神—天帝，天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连君主也绝对服从它的命令，君主只是“受命于天以治民”—故称天子，天帝通过他来实现“养民”。君主为了承命天帝降于的大任，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养民”。这时“养民”意识已基本形成雏形，但正式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思想意识提出来，则是春秋末期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潜心研究和积极倡导的结果。被不少人称作“半部可以治天下”的《论语》，集中展现了孔子这方面的主张。按照孔子的设想，所谓“养民”意识，就是“君要养民、民靠君养”。“养民”的“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教化百姓，让他们遵循礼仪。另一含义就是给百姓一碗饭吃，不让他们饿死，就是孔子所说的“至于犬马，皆能有养”（《论语·为政》）。如果不养民，难道老百姓连狗和马也不如吗？因此，鉴于“仓廪实而知礼仪”，给百姓一碗饭吃，就成了“养民”意识的主要内容。

要“养民”，首先是“足食”，就是统治者要想方设法储备很多粮食，以应天灾人祸，不能让老百姓饿死。孔子的弟子子贡曾经向他请教怎么去治理政事。孔子说了四条，第一条就是“足食”。其次是“民信”，即统治者要想方设法取得老百姓的信任，让他们相信国君能够养民，因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江山社稷立不起来，国君断然不能存在。第三是“使民”，即统治者应该毫无犹豫地使唤、命令百姓，让百姓为他们创造财富。甚至认为老百姓只有劳苦才有思考，只有思考才生善心，反过来，如果老百姓安逸了，就会产生淫乱，有了淫乱就忘记了善心，忘记了善心就会去作恶（《国语·鲁语下》）。第四是“亲民”，即统治者对老百姓的役使要有所节制，不可竭泽而渔。同时，孔子主张，有仁德的统治者，出门工作就要像去接待贵宾一样充满热情，役使老百姓就要像去承当大祀典一样严肃认真，小心谨慎，万不可惹出事端（《论语·颜渊》），尤其注意不要在农忙时间给老百姓派劳役（《论语·学而》），必要时还可减免税收，以保证养民。

《论语》一书中，孔子对管仲颇有微词，而对子产相当赞赏。孔子当然不会因子产铸刑书而赞之，而是看到子产养民使民治政方针中，体现出的仁政。这和孔子的理想政治相契合，故褒而赞之。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而己恭，敬上，属于个人为官之品行，养民惠，使民义，方是治政的要旨。孔子治政思想中，有一重要元素，就是安无倾，民安国无险。而子产的养民也惠，使民也义，是使民安的唯一治政方略，这正是孔子梦寐以求，而又不得实现的政治理想。孔子有治政思想方略，但无权位，子产有权位实施之，孔子有了知音，自然就顾不及子产铸刑书的违礼之举，以有君子之道四焉赞之。我们历史上出现过的太平盛世，均是由于天子记住并认真实施了这一方略，给民以惠、以利，进而争取了民安之、顺之。“得人心者得天下”，而惠民、利民，民则愿其使，于是便有了“坐稳天下”的局面。

孔子的这些思想是和他关于“仁”的政治主张相连的。“仁”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养民，就是自己要站得住，也得让老百姓站得住，自己事事行得通，也得让老百姓行得通，自己能活下去，也得让老百姓活下去，免得饥寒交迫而死（《论语·雍也》）。这样，“仁”的政治主张融化在养民意识中，而养民意识又分寸恰当地体现了“仁”的主张。

由于时代的局限，孔子的主张自然代表的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他讲的“君养民”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恰恰是“民”用自己的血汗养活了“君”。“养民”意识不过是一种缓解统治阶级同老百姓的矛盾，维护贵族阶级统治的政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