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的渊源与今鉴的思考(2)

文化历史的渊源与今鉴的思考(2)

摘要:我们这样解读“养民”文化,并不是说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养民”意识,对我们今天坚持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没有影响,我们决不能对它在现代国民心态中的作用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诚然,从古代“养民”意识中很难找出当今时代用以治国理政的器物或典制,但古老国家自有古老的土壤,古老历史濡染了古老的民风,古老的民众早已习惯了古老泥土散发出来的古老气息。正是从这点出发,我们决不能无视和小视“养民”意识对今天的警示或借鉴意义。

“养民”意识对后世的影响及发展

“君要养民,民靠君养”,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和思想意识正式形成后,对后世的政治文化和国民心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一,“养民”意识逐渐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并推崇,以致一些封建社会的有识之士竞相效法。最先光大孔子“养民”思想的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学派大师孟子,他主张“仁政”,反对“残民”、“虐民”。《孟子》尖锐地抨击了当时的暴君、暴政,揭露了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并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重要思想,还设想了“深民而王”等“养民”的具体措施。此后,许多朝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出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需要也纷纷以此为主线阐发。从西汉的黄老学说“无为而治”,到后来各个封建王朝不断兴起的改革,无一不是“君要养民”的具体行为。秦王朝急政暴虐,不能担当“养民”责任,遂十余年土崩瓦解。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养民”之重要,给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前车之鉴。西汉地主阶级政治家贾谊给汉文帝提出警告:“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汉书·贾谊传》)董仲舒也建议“限民名田瞻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并在《春秋繁露·制度篇》论述:“圣人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汉书·食货志》)由于中华民族居住在幅员广阔的亚洲大陆,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地方豪强也企图巧取豪夺地兼并土地,以此聚敛财富,致使“君要养民”的意识受到冲击,也使老百姓“民靠君养”的愿望难以实现。于是,一次次社会改革都在“养民”意识的文化背景下展开。曹魏屯田,尽管“于官便,于客不便”(《三国志·魏志·任峻传》),但也是一种“养民”。西晋在颁布占田制同时还规定了课田制度,仍然是一种“养民”。从北魏的均田令授百姓以露田和桑田,到唐初的均田令授百姓以永业田和口分田,从王安石的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无一不是在探索“君要养民”的有效举措。这些封建社会的有识之士,都是在养民文化的浸泡中成长的,因而都是把“养民”、“保民”作为远大抱负的,也都程度不同地显露了一些政绩。

其二,“养民”意识多少约束了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致使他们中有的也做出了一些明智之举。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养民意识固然对老百姓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但在民不聊生之时,它也多少起到了一点减轻痛苦的作用,约束封建统治者役使百姓“不可竭泽而渔”,在横征暴敛的同时不得不放粮赈济。同时一些“养”则“天下太平、皇恩浩荡”,“不养”则“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的前车之鉴,也使得少数封建统治者从维护自家的“江山社稷”出发,作出了一些明智之举。如唐太宗李世民吸取隋亡“扰民太多”的教训,认真接受了谏议大夫魏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忠谏,采取了三条“休养生息”的措施:一是不为个人享受滥用人力财力,曾一度停止了洛阳宫的修建、把备用的材料运往灾区为民修房;二是不到处游幸,给百姓增加不必要的负担;三是慎重处理对外关系,不轻易用兵,避免给老百姓造成战乱之苦,以致唐代出现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清代思想家唐甑认为,官员考绩的最终的、唯一的标准应该是“养民”,“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他断言,如果天下的官都是养民的官,天下所行的事都是养民的事,则“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树立重视民生、关注民生不失启迪意义,这就指明了“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其三,“养民”意识作为一种政治文化遗传基因,在客观上也引发了百姓饥寒交迫下揭竿造反,不断推动着封建社会改朝换代。“养民”意识从主观上讲,旨在忠告统治者对老百姓不可“竭泽而渔”,教化百姓要感激君主的“恩惠”,自觉顺从其“使”,从而达到维护统治阶级地位的目的。但亦应看到,正由于“养民”意识的教化,中国历代老百姓也安于“民靠君养”,乐此不疲。然而,一旦遇到统治者“竭泽而渔”,难以生计的时候,百姓则又会因“不养”而揭竿而起,啸聚山林。用“养民”意识去透视中国历史上规模大、数量多的农民起义,悲壮的农民战争无不是为了解决一个“养”宇。“养”与“不养”,是统治者与老百姓矛盾的焦点。陈涉看到“君不养民”,感慨“苟富贵,毋相忘”,张角看到“君不养民”,立誓“小民从来不可轻”,瓦岗军看到“君不养民”,说皇帝的罪恶“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养民”意识在客观上也引发了不堪统治者残酷压榨的百姓揭竿造反,一次又一次地促使了封建朝代的衰亡。尽管这与“养民”意识的初衷相悖,但客观事实却是如此,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在封建皇权专制的社会生态中真正的“养民”是不存在的。

“养民”意识对今天的影响和启示

不少人把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养民”意识称为“民本思想”或民本主义,其至有的把它称为“朦胧的群众观点”,其实这是一种曲解。固然,我们从中看到了“民贵君轻”(《孟子》)、“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思想火花,看到了“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尽心下》)的明确论述,但更多是看到了“养民”文化的深深积淀——“亦劳止,汔可小康”(《论语·大雅·民劳》),也就是说在“养民”的同时如何“使民”,如何让民顺于其使。显而易见,“养民”与“民本”是有区别的。“养民”并不是以民为根本,而是充满侧隐之情的“仁”的主张和中国特有的伦理观念在政治文化上的折射,即“子庶民”(《礼记·中庸》)。在这里,民是“子民”,官是“父母官”,君是“皇上”,君和民都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安排。“民本”则不同,它包含着深明大义,甘于为民服务。“养民”与我们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更是大相径庭,其基本内容是:牢固确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力量,是国家的主人,自觉把人民群众视为“上帝”,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把当“人民的公仆”作为各级干部的本分和责任。两者根本区别的原因就在于: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群众是两个阶级的对立,而我们党来自于民、根植于民,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根本利益上一致,奋斗目标上共同。

我们这样解读“养民”文化,并不是说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养民”意识,对我们今天坚持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没有影响,我们决不能对它在现代国民心态中的作用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诚然,从古代“养民”意识中很难找出当今时代用以治国理政的器物或典制,但古老国家自有古老的土壤,古老历史濡染了古老的民风,古老的民众早已习惯了古老泥土散发出来的古老气息。正是从这点出发,我们决不能无视和小视“养民”意识对今天的警示或借鉴意义。

首先,我们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执好政,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心一意全面奔小康,就必须适应这个客观现状,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一切想着人民利益,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关心群众疾苦,关心民生问题,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以向群众负责的观点,取信于民。

其次,要求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必须自觉发扬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正确方法去对待群众,用与群众同甘共苦的行动去和群众打成一片,从而赢得群众的尊重,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最后,应当明确,对“养民意识”在现阶段的作用不能消极适应,而要有所作为地教育、指导群众对其进行主观改造。我们说“养民”意识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中的影响将长期存在。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文化总的趋势是产生质的飞跃,要求人们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传统政治文化改造之中去。也要求我们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引导,帮助人民群众提高思想觉悟,认识自己的“国家主人”地位,带领人民群众自觉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积极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而奋斗。当前,我们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力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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