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基层干部对社会矛盾的忧虑心态（2）

二、基层干部忧虑心态的压力源

（一）来自社会矛盾的全面压力

21世纪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下产生了其特有的伴生物，即围绕特定的经济利益与权益产生的矛盾。城镇化、住宅商品化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征地拆迁的矛盾；市场化的深入、劳动用工制度转换引发了劳资纠纷、下岗失业矛盾；社会保障制度推进与养老制度改革，引发了大量历史遗留矛盾；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引发了农村土地纠纷矛盾；工业化快速推进与资源开发，引发了各种环境矛盾。这些矛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因此，社会转型时期是社会矛盾的突显时期。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为决定性的推动力量，全面地介入了经济与社会发展，从招商引资到建设开发区、从市政建设到社会建设，基层政府承担着全能政府的功能。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政绩是政府的，产生的矛盾也是政府的。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提出了“12345，有事找政府”的情感化口号，将所有的矛盾承揽到自己身上。无论是市场经济中企业发生的矛盾还是日常生活中个体发生的矛盾；无论是现实的矛盾还是历史遗留的矛盾；无论是政府有责任解决的矛盾还是没有责任解决的矛盾；无论是政府有能力解决的矛盾还是没有能力解决的矛盾，通通涌入基层政府，压在基层干部身上。这是基层干部产生忧虑的社会大环境。

（二）来自于行政体制的压力

基层干部普遍反映有“权力上行，责任下压”“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的权责不对困境及上级领导不讲道理的野蛮执政。我国的行政体制的运作，是一种压力型的机制推动。作为典型的科层制，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作为干部晋升机制，也是以上级满意为主。因此，基层的干部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任务。现在政绩考核已经指标化、精细化，在地方政绩竞赛中，各种指标尤其是经济指标定得很高，这给基层干部的工作造成巨大压力，有时不弄虚作假无法完成任务。特别是一些违反法规、政策、程序的命令与任务（当然这些违规命令都有冠冕堂皇的旗号或说辞），如征地拆迁项目，国家、省级项目还比较规范，资金也到位，但市级、县级项目，不少是在资金不到位、补偿标准低、程序不合法的情况下强行推进的，引发矛盾是必然的。对此，基层干部还没有地方讲道理，因为有问题的地方通常是上级领导干部急于出政绩、执政水平低的地方，也是野蛮执政的地方，谁完不成任务或抵抗，就会动谁的位子。执政的压力上级可以层层下卸，但基层无法下卸。而且权力小、资源缺少，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大，难以供给足量的社会公共服务，难以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多元化的需求，难以解决大量的群众利益矛盾。由于工作中转囿的空间小，有些矛盾无法化解，这使基层干部产生焦虑、苦闷的心情。

（三）来自于群众的压力

在市场竞争意识的熏陶下，群众的法律意识提高，权利意识觉醒，对利益的刚性诉求日益大胆、直接。许多群众选择性守法，要求干部、他人守法，而自己可以不守。同时，群众对政府服务的标准要求越来越高，对基层干部言行要求越来越严。干部的言行、工作态度、工作作风稍微不谨慎或有偏差就会受到指责。群众主人翁意识觉醒，部分群众用对待“仆人”的强硬的态度对待基层干部。在争取利益时策略性地提出高要求，以讨价还价。一旦服务达不到要求、诉求落空，甚至利益受损，便会采用集体行动手段威胁基层干部，要挟基层政府。无论是我们的调查还是相关研究都表明，群众对基层政府、基层干部的信任呈现出阶梯式递减。这种信任的职级性表现为群众对级别越高的政府、职级越高的干部信任度越高，对级别越低的政府、职级越低的干部则信任度越低。这种信任的职级性其实与实用主义的利益取向有关。表现为基层干部对群众利益诉求的实现程度影响着群众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度，如果群众利益得到实现，则表达信任态度，反之则是不信任态度。由于职级更高的干部与群众利益的直接关联性弱，因而不容易成为矛盾冲突的对象，而更容易成为群众向基层干部施压的求助对象。基层干部是干群矛盾的“替罪羊”。这是基层干部委屈、不快心情产生的重要原因。

基层干部群体是一个处于行政权力系统末端，在群众面前又代表行政权力的特殊群体。来自体制的行政压力与来自群众的要求压力同时汇聚在他们身上。而许多时候这两股压力的目标、方向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是错向的或相反的，这就形成了扭曲的力量，使基层干部受到挤压，使他们成为“夹在中间的人”，两边不被理解和支持，影响了工作积极性。当然，干部也有自己的问题，如自身的素质问题、工作作风问题、工作方法问题、对群众的态度问题等。工作环境的恶劣、福利待遇欠佳、仕途不顺，也都是造成他们消极忧虑心态的压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