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基层干部对社会矛盾的忧虑心态

根据2013年底的统计数据，我国共有公务员717.1万人，90%是科级以下干部，60%在县乡一级。［1］可见，县乡基层干部构成了我国公务员体系的主体。基层干部作为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处在矛盾冲突的第一线，但同时也是我国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队伍与骨干力量。他们在处理矛盾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对各种社会矛盾的体悟、认识是最深刻的。面对各种凸显的社会矛盾，基层干部总体上有客观的、清醒的理性认识，并抱有较为积极的工作心态，为解决矛盾想方设法、不辞劳苦。创造出大量化解矛盾的鲜活经验。但也有相当部分的基层干部，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压力下忧心忡忡。我们要真实了解并正视基层干部的困扰与无奈，对这些忧虑心态引起重视。因为过度的忧虑会导致基层干部的悲观情绪，消极心态会丧失工作信心。有效地疏导基层干部的忧虑心态，调动起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增强基层政权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一、基层干部对社会矛盾的主要忧虑

（一）对社会矛盾会增长的忧虑

在对总体矛盾的趋势有过明确回答的基层干部中，大部分基层干部的判断并不乐观，主要理由是：一是社会矛盾产生的社会条件及矛盾源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如在体制上、处理矛盾的方式方面。“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在政策的价值取向上不做某些调整的话，矛盾会越来越激烈，并且会向深层次发展”。（0C11019，某街道党工委书记）相关的矛盾预防与处理机制尚未发生有效调节作用。“基层政府的角色定位又不是很清楚，现在可以说是‘以乱治乱’型的管理。政府花钱买平安的方式无异于‘吸大麻疗法’，会越来越麻烦。”（0C01023，某镇党工委书记）二是经济形势不景气，矛盾的发展趋势不容乐观。“未来3到5年就是我们经济转型的这一时期，因为我们之前的高速发展就像在水面上，有很多礁石在下面，矛盾还不很凸显。那么一旦这个水下来了，下面的礁石就都露出来了。”（1F10001，某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三是社会矛盾的表现复杂多样，群众利益诉求难以得到满足或是超出地方政府的应对能力，最终矛盾难以减少。“现在很多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单一，无持续性，这几年靠土地财政，地方财政很多数字都是空转的，没有真正的现金可以用，老百姓的民生欠账很多，一旦这种局面维持不下去，矛盾就会集中爆发。”（0C12020，某市国家高新区副主任）地方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量不足，缺少解决矛盾有效的办法。“这些年我们党和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是在严重削弱”（0C12022，某区常务副区长），而“基层政府对矛盾并没有好的解决办法”。（0C11025，某乡长）基层矛盾呈现出由生产性矛盾转向分配性、发展性矛盾；由基本生活的满足转向对生活质量与生活状态的追求；由集体经济权属层面转向个人所有权层面等特点。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与解决时的种种困难，不少干部有一种“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的悲观情绪。

（二）对群众化解矛盾方式的忧虑

一忧部分群众“极端个人主义”抬头。在基层干部看来，群众的利益意识鲜明，大部分群众是讲道理的。但是，部分群众提出不合理的诉求，而且这些自私自利的诉求变得“理直气壮”，具体表现为：对个人利益从不计较到计较；从有理求助到“无理取闹”；注重现实利益、眼前利益。基层干部认为，群众中存在的矛盾与困难，这几年基本上在基层已经消化了。现在遗留下来的矛盾，基本上是难点问题：要么是不符合政策规定，要么是诉求者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各地基层干部认为，现在跑到北京去的人，绝大部分是不合理的经济利益诉求者。当前的基层工作中，群众中的少数低素质人的无理要求，损耗了基层干部大量的工作精力，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困扰与压力。二忧处理矛盾中的“激进行为”。基层干部认为，总的来说群众的维权意识和法制意识有所提高，但群众维权方式中的激进主义思想与行为也在增长。（1）维权手段有极端化趋向，希望立刻能够解决问题。“目前采取方式越来越极端，有这个趋势。一句话,今天不给我解决明天北京见。今天不给我解决我下次就上访，个体大吵大闹，影响工作秩序。”（0B11043，某镇书记）（2）维权方式的非制度化方式。部分群众会进行集访、越级信访，甚至拉条幅堵政府大门、堵塞道路，有些“民事纠纷也通过上访等手段解决”（0C11004，某镇书记），从而向政府施压，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把矛盾“闹大”的特征突出，增加了矛盾化解的难度和社会成本，给基层政府带来不少压力。（3）网络媒体成为新兴的重要的维权方式，甚至成为群众向政府施加舆论压力的重要手段。通过媒体曝光、网上发帖、自媒体传播等方式，群众期待引起社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将个体事件转化为公共事件，形成社会压力，迫使基层政府解决矛盾。

（三）基层干部对自身处境的忧虑

一忧干群关系不融洽。总体来说，基层干部认为自身是得到多数群众信任的，这是基层干部的一种自信。但不少地区的基层干部认为，当前的干群关系日益紧张，群众对干部的态度变了，现在群众的态度日渐强硬，这给基层工作带来不少困难。“90年代中期，我也在乡镇挂职，当时的老百姓是敬畏干部的，没有内心挣扎是不可能走进乡镇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接待一下，给出答复了，基本上就认可了。但是现在是直接点名找书记、镇长解决问题。凡是答应他要求的，就认为你是为我服务的，不答应的就是官僚主义。”（0A11035，某镇副书记、镇长）干群关系的日益紧张主要表现为：从紧密到疏远、从和谐到对抗。“以前是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现在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如拆迁等）我们和群众变成扭打成一片。”（0A11035，某镇副书记、镇长）“干群关系在近60年中经历了‘鱼水’（相容）、‘油水’（浮于表面）、‘水火’（矛盾）的进程。”（0P11001，某县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二忧得不到上级的理解，在处理矛盾纠纷时得不到上级部门的有力支持。基层干部对有些领导干部在矛盾冲突激烈的时候不敢负责，将矛盾推到基层、只会批评基层干部的做法极为不满意。“矛盾多，不是我们干部没能耐，也不是我们违法，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但是上级不理解我们。”（0C11002，某镇长）矛盾来了上级政府部门自己扮好人，把基层政府当作挡箭牌，“在村民不讲理的时候，上级不管青红皂白，不给基层干部撑腰，还替这些个无理的上访群众讲话”（1C11003，某镇副书记），从而导致了基层干部的委屈感，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基层干部认为，自身处在上级部门与群众的双重挤压当中，成为一个“夹在中间”的受气群体，处在一种“内忧外患”的不利环境中，在“一票否决”“通报”的情况下，面对群众的不合理要求，只能够违反原则，昧着良心来用钱“摆平”。这种工作没有价值感，只有耻辱感。三忧基层干部被“污名化”的处境。目前整个舆论环境对基层干部缺乏客观的、理性的理解。基层干部与群众互动最为直接、频繁，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处理矛盾的方式、群众的利益诉求未得到满足等都会累积起群众对基层干部的不满情绪。现在越是职级低的基层干部，社会上负面认知越大，如“中央领导是恩人，省级领导是亲人，市、县领导是好人，乡镇领导是坏人，村里领导是仇人”（1C12007，某市信访局副局长）。同时基层干部认为，自媒体对干部群体的不实报道放大了干部群体的负面形象，“慵懒散”“吃卡拿要”“作威作福”等成为描绘基层干部的形容词，这种现象在网络上表现得尤为明显。［2］“在某种程度上说，基层干部确实被‘污名化’了，但是只是极少数的干部有违法违纪的行为，老百姓有点以偏概全，电视上你看起来一抓一大把，但是你得看到有个基数，把这些被抓的人数放进基数，那就是个小数字了。”（1A11017，某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政法综治局副局长）。

新一届党和政府实施的党风廉政、高压反腐等措施，使基层干部的工作心态与过去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党的纪律日益严格，腐败与违纪的事情不敢做了，但“不出事”的消极心态也产生了。“干部现在做事的心态已经大不一样了，假如现在还像过去一样大刀阔斧地干，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这种氛围是不允许你这么做的。你的发展指标可以慢一点。”（0A11063，某镇党委书记）虽然，“不出事”的心态并不一定滑向“不作为”，但是这之中存在很大的风险。已有研究表明，在一些地方，部分基层干部把“干事”看作是“出事”的原因，这种心态导致一些地方或单位的工作陷入消极应付的状态。［3］有些基层的负责人明确表示，他们的工作方针是“第一不出事，然后干点事”。对群众态度很客气，但不愿意承担责任、办事不积极。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为官不为”的现象产生了。这都说明基层干部的心态亟待调整，积极性亟待提高。有基层干部更是深刻地指出，“支撑国家的是基层，基层干部受委屈、消极，危及的是国家政权”（0C11005，某镇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