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张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原意为聪明的人会根据时期的不同而改变行事策略,智慧的人会随着事情的不同而改变处理问题的方法。这句话出自汉代桓宽的著作《盐铁论》卷二之忧边第十二篇。原文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故圣人上贤不离古,顺俗而不偏宜。鲁定公序昭穆,顺祖祢,昭公废卿士,以省事节用,不可谓变祖之所为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绪,赵高增累秦法以广威,而未可谓忠臣孝子也。”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权变、经权、常变的哲学思想,即处理事情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但是也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根据情境、形势的不同而灵活变通。在被称为诸经之首的《易经》中,就有表达类似思想的“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等观点。儒家传统哲学的经权思想始自孔子,后经孟子发展,最后到董仲舒时代上升到比较高的政治地位。《论语》中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用“礼”字指代经权思想中的“经”,即为人处世应遵守的原则。同时,《论语·子罕》中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里的“权”即指通权达变,由此可见孔子对经权思想的推崇。他已经深刻认识到,为人处世坚守原则非常重要,但是根据形势的不同而灵活变通才是最难做到的。

孔子之后,孟子完善并明确了类似的经权思想。《孟子·离娄上》记载了孟子与淳于髡的一段著名对话:“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这段对话很好地诠释了坚守行事原则和事急从权的重要性。到了汉代,董仲舒开始把儒家经权思想与维护国家统治联系到一起,从而把经权思想推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引用“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并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为宣传思想工作创新指明了方向。

笔者认为,理念创新是指宣传工作理念的创新,要避免两个错误的思想认识:一是认为宣传就是强势的灌输,无视宣传过程中受众的能动性。当今社会已经从传播主体本位型时代跨入了受众本位型时代,受众面临多种多样的信息来源,其能动性的发挥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灌输式宣传只能让受众觉得面目疏离从而使其回避信息传播甚至产生误读。二是认为宣传工作无关紧要,是“软任务”,因此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放松了舆论引导这根弦。另外,理念创新要求宣传工作者要建立既富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传播需要的宣传工作理念体系。尤其是在对外传播中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不能奉行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拿来主义”,即用西方话语体系、话语习惯生硬地套用在中国故事上,而是应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定义等理论体系,从西方借鉴讲述故事的话语体系,必须在中国情境中加以融会贯通,形成中国特有的话语框架。这样讲述出来的中国故事才能既让普通的中国百姓听得懂,也因其独特的“民族性”而更好地走向世界,宣传工作才能取得最大限度上的正面效果。

手段创新指的是在受众本位型时代,宣传工作应该选用更受受众欢迎的宣传手段。新媒体出现后,受众接受和解读信息的方式、习惯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今,移动媒体对于大众生活的影响毋庸置疑。宣传工作应选取新的信息传播载体和更适用于新媒体时代的新传播模式。而基层工作创新则是强调宣传工作要立足群众,不能仅仅把宣传工作当作政治任务,而是要充分了解受众的心理特点、思想需要,把舆论引导工作潜移默化到群众喜闻乐见的信息传播形式和内容中去。

(作者:张杰 系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佳星校对:郭浩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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