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吴为山——叩问天意与裹卷人气

余秋雨，文化学者、理论家、散文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

一

我初次与吴为山先生的雕塑相遇，是在哪里？很奇怪，不在北京，不在上海，不在南京，也不在苏州，居然在遥远的北方，山西大同。但似乎，这是冥冥之中的一个隆重安排。

大同有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其中最重要的五个洞窟是由一位叫昙曜的僧人主持开凿的，历来被人们称之为“昙曜五窟”。昙曜为千古云冈带来了最伟大的雕塑群，今天的云冈很想为他本人立一个雕塑，以雕塑褒奖雕塑，合情合理。然而遗憾的是，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没有留下有关他形象的点滴记载，只知道他是一位来自克什米尔地区的西域僧人。西域僧人？那就更加无法想象他长得什么样了。要为他立像，只能写意，也必须写意。因此，云冈呼唤了吴为山。

吴为山雕塑的昙曜，从前额、眉弓、鼻梁可以约略看出是西域人士，但显然又是充分汉化了的一位高僧。微微下垂的眼皮，表现出他的谦和坚贞，让人想到他在太武帝灭佛期间潜迹民间又不弃法衣的定力。但是，佛教又给了他通体超逸的风范，这一点也被吴为山表现出来了。

由昙曜的雕像我立即明白了写意雕塑的一大特性，那就是猜测。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猜测伟大。

吴为山雕塑作品《问道》

猜测可能要借助于一些资料凭据，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动手雕塑的那个人。任何资料都不是作品本身，而且那些资料也带有传说的成分。只有当那个创造者的手动起来了，事情才正式开始。因此，我很重视“写意雕塑”的第一个字“写”。这个字，拉出了创造者本身，是他在“写”，像诗人写诗一样写出自己的猜测。“写意雕塑”常常被称之为“新意象雕塑”，我就不太赞成，因为那个最能体现个人创作主观性的“写”字不见了。

二

吴为山到云冈创作“写意雕塑”，实在是适得其所。因为，云冈是中国雕塑的圣地，却又不仅仅如此。

我说过，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千好万好，却不能按照他们的思路创建一个世界级的大唐。此间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诸子百家中的任何一家，都不知道除华夏文明之外，世界上还有别的文明。这个重大缺陷，由魏晋时代来弥补了，弥补的一个主要课堂，就是云冈。请看“昙曜五窟”和其他石窟中的巨大雕塑，集中传扬了来自华夏文化之外的佛教。按照梁启超先生的说法，佛教的引入，使中国从“中国的中国”变成了“亚洲的中国”。

但是，梁启超先生不清楚的是，“亚洲的中国”中也包含着欧洲。这事需要绕远一点讲。中国的佛教雕塑，主要来自于现在位于巴基斯坦的犍陀罗。在犍陀罗之前，印度的佛教很少有人物形象的雕塑。还是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的东征，给东方带来了希腊的雕塑艺术。他的浩荡军队里，夹杂着一些“文化军人”，那就是希腊雕塑家。于是，犍陀罗成了希腊雕塑和佛教经典融合之地。

说到这里，我请大家稍稍停顿一下，一起思考一个大问题。希腊哲学要传到东方，多么艰难，于是亚历山大让雕塑开路；印度佛教要转入中国，多么艰深，于是西域僧人让雕塑开路。雕塑，雕塑，它实在是移动的哲学、沉默的灵魂、无言的大师、先行的文明。以此来反观云冈，人们发现，那里的洞窟有希腊廊柱的堂皇门面，那里的佛像有高鼻梁、深眼窝的异域特征。再仔细看，希腊文明东征沿途上的其他文明，也一起捎带过来了，例如石窟里分明还有巴比伦文明和波斯文明的物件和图案。这也就是说，仅仅是云冈石窟里的雕塑，就汇聚了当时世界上各个重大文明的精粹。于是，华夏文明的边界打破了，诸子百家的局限超越了。因此，我要说，它既是雕塑圣地，也是精神圣地。

我在“昙曜五窟”西南面山坡上刻写了一则碑文：“中国由此迈向大唐”。这个石碑刻得很好，代表我日日夜夜表达着无限的崇敬。

我读到过不少美术论文，极言历史上中国雕塑的地位之低。我一读总是哑然失笑。心想这些评论家的目光不知出了什么问题。除了青铜器、三星堆、兵马俑、霍去病墓之外，雕塑，还曾经是中华文明大规模接受其他文明的最宏大、最直观的实体，也是最雄辩、最坚硬的见证。我觉得，一切雕塑家都应该去朝拜一下云冈，那里有你们最神圣的坐标。同时，也要顺便看一看吴为山雕塑的昙曜，那里有一条横贯几千年的文化缆索，蜿蜒在山坡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