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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一带一路”与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

摘要:“一带一路”和中国方案是紧密结合的,中国并不拒绝以往人类的文明成果,中国方案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而是要改进以往的西方提供给世界的治理方案,并且融合出新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既有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还有东方传统元素,当然也融入人类的文明优秀成果。可以预料,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具有社会主义元素的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将日益为更多的人接受。

张文木_副本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倡议。2014年3月,习近平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重要演讲时提到“中国方案”。他说:“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1]

一、能引领世界的民族对世界贡献的首先是世界观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出席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向世界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前途的关系及蕴含其中的当代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

当前,中国发展正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持续发展,为“一带一路”注入强大动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量,“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分享。[2]

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一个伟大的构想。一个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给世界贡献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而是世界观。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以前引领世界民族更先进的世界观,这个民族就无法走向世界,更不能引领世界。我们过去常说英国走向世界是由于英国人为世界提供了工业革命。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实际上,英国人提供的是比以往更为进步的世界观。

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自己的世界观。儒家文化有很多先进的东西。比如,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再比如,中国人对福的理解,“福”,示(礻)字旁,《说文》:“示,神事也。”[3]崇拜之意。为什么要拜一口田?一口田意味着你必须守住自己的本,但也不能贪。没有吃的会饿死,这叫唯物论;但吃得过多会撑死,这叫辩证法。不守本的人是不幸福的,守本就是守好“一口田”;“田”太多了要撑出毛病,也不幸福。作为国家来说,要有主权,这是国家的“一口田”,必须死守;作为个人来说,要有自己的立业之本。国家之福在于不屈服、不扩张。不足和过度都不是福气,这就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的世界观。

中国的世界观产生于中国人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我们常说“事情”“事理”等,不管是“情”还是“理”,在中国人这里都得让位于现实中的“事”。不知生,焉知死,现实的总要高于天边的。天下道理,须出自“实事”,天下“致知”必先“格物”。历史上大凡有生命力的民族都是注重事实求是的民族。

可见,没有文化和世界观是享不了福的,这不是钱的问题。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生产力,但如果的世界观不到位,那发展不了。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德国和日本,两个国家都犯过错误,但是它们对错误的认识完全不一样。原因就在于民族的文化高度上。德意志民族犯错误,能够跪下来认错,这是有文化底蕴的人才会做的事情,结果德国现在成了欧洲的中心。但日本就不同了,从靖国神社出来还趾高气扬,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没有文化,就没有高水平的世界观,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灾难性的。

在世界上,中国是一个有特殊优点的国家。中国文化确实有很强的韧性,它表现在这个民族坚守“一口田”,又决不扩张,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使得古老的中华民族发展至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人讲究一个中心,这是中国誓死坚守的原则,因为中国人的经历跟西方人不一样。

中国人对于统一的认识要比西方来得早且深刻,这是由于中国人比欧洲人先经历了分裂的苦难,250多年的战国时期让中国人深深地认识到分裂没有任何好处。西方从古罗马开始有900多年的和平期,这使欧洲人不珍惜大一统的价值,反倒热衷于搞分裂。罗马帝国解体时大家欢欣鼓舞,这下能建立小国了,有机会也当当国家领导人了。结果导致欧洲从心脏开始破碎。地区破碎不怕从周边破碎,就怕从中间破碎。如果从中间破碎,就很难修复,一碎就是千年。中国200多年的战国时代就是从山西破碎即“三家分晋”开始的。欧洲也是从意大利北部和德国南部的交界处开始的。公元800年,查理大帝(Charlemagne)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被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糟蹋了,公元843年他们竟用一纸《凡尔登条约》[4]将欧洲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为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面对同样的事件,中国人就幸运得多。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侯,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好在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5]欧洲周边大国多,兄弟阋于墙,外人得利。美国怎么大起来的?就是由于欧洲内斗。1803年法英宣战,拿破仑就把路易斯安那抛给美国;1853年俄国跟英法打克里米亚战争,俄国失败后又将阿拉斯加抛给美国,让美国捡了大便宜。西班牙、法国、俄国也是如此,其中英国获利最大。

国家分裂也与金融过度膨胀息息相关。凡是分裂的地方都是金融资本发达的地方,因为金融资本需要分裂,社会越分裂就越需要钱,利益集团越多就越需要借钱。双方打过来打过去,金融资本两头赚钱。人们常说,人跟钱没有仇,但钱跟人是有仇的;人不吃钱,但是钱要吃人的。社会越分裂,商人越高兴,人不打仗,就没有人需要钱,这样货币商人怎么挣钱呢?中国人比较早地认识到分裂与金融资本的关联性。大货币商们为了赢利把当时的中国弄得四分五裂。中国对这一点认识得很早并形成了今天看来是值得肯定的重农轻商的传统,这也是中国古代防止经济“脱实向虚”的有效经验。秦始皇与大货币商吕不韦的斗争就是世俗皇权与金融势力的斗争,秦始皇赢得了这场斗争。“吕不韦现象”和今天的华尔街现象同出一理,而特朗普不可能赢得这场斗争。

中国人尚“一”,对“二”是反感的,认为“国不堪贰”[6]。西方人相反,喜欢“二律背反”。“二律背反”是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发现,但康德之后的德国人多喜欢主张“对立统一”的黑格尔(G.W.F.Hegel)。中国人说“二”时,用“双”“对”“俩”来表达,一定从统一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中国文化。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文化在当时的欧洲就受到许多思想家的热捧。我们曾给中世纪的世界提供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包括现在的公务员制度以及四大发明等。所以,要想引领世界,没有新的世界观和更为先进的文明形式,是不行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引领过中世纪世界文明的国家。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7]到了近代,中国开始落后。与游牧经济比较,中国的小农生产方式是先进的,但与工业经济比,当时中国就比较落后了。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在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的同时,也向世界提供了比封建社会更先进的世界观:反封建、自由贸易、主权至上,特别是个人自由的观念,这些都是比封建意识更进步的世界观。封建社会比奴隶制进步,资本主义比封建社会进步。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面前人人平等,都是“上帝的选民”,这既是对人的大解放,也是英国给世界提供的比封建意识更进步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让世界耳目一新,正是这样一个世界观才让世界接受了英国并使英国在相当的时期里成为引领近代文明的国家。所以我们不能只说工业革命和贸易革命,应当从世界观进步的视角认识英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原因。

责任编辑:张凌洁校对:赵苇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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