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辉冠：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闪耀跨时代光芒

编者按：任何治国理念的成熟，都离不开对历史智慧的汲取与对时代课题的回应。本文立足中华文明传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宏阔视野，系统梳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实践路径与时代价值，深入剖析其从传统民本思想到现代治国之道的创造性飞跃。文章以史为鉴、以理明志，不仅阐释了这一思想在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国家治理等领域的生动实践，更在比较视野中凸显其对“资本至上”发展逻辑的超越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启示。本文论述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当代中国发展理念的理解，更为新征程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撑与实践参照。

任何伟大的思想，都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牢牢锚定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下，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战略部署的情况下，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完成了一次从治国“术”到治国“道”的伟大飞跃。

一、从“民为邦本”的朴素理想到“人民至上”的科学自觉

人类历史的壮阔画卷，始终在对发展根本命题的持续追问与探索中铺展。发展的目的为何？动力源自何处？成果该由谁共享？这一系列关乎文明走向与人类命运的终极之问，如同一条隐秘脉络，贯穿于国家治理、社会建构与文明演进的全过程。历史长河中，不同的答案映照出迥异的道路选择：既有为少数权贵立传的宏大叙事，也有将国家荣耀与经济数据奉为唯一标尺的片面追求，更有以资本无限增殖为核心逻辑的异化发展路径。当人类文明步入充满机遇与挑战的21世纪，旧有发展模式累积的增长乏力、贫富分化、社会撕裂、生态危机等全球性痼疾日益凸显，时代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穿透迷雾、指引前路的思想灯塔。

正是在这样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其穿越时空的洞察力、直面现实的勇气、胸怀天下的格局与直抵人心的温度，焕发出璀璨夺目的真理光芒。这一思想并非书斋中的理论教条，而是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治理智慧，淬炼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人民立场，升华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余年奋斗实践——从革命年代“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到新时代“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始终坚守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更是对当今世界深刻变革与迫切需求的积极回应，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部署一脉相承。它如同一座巍然屹立的精神灯塔，光芒连接着古老文明的深沉智慧与未来社会的远大理想，沟通着中国特色的生动实践与人类共同的发展难题，最终坚定指向发展的本真价值皈依——人自身的存在、尊严与全面发展。这束思想之光，因深厚的历史根基而沉稳坚实，因鲜明的实践品格而活力迸发，因宽阔的文明视野而博大包容，因终极的人文关怀而温暖永恒。深入阐释其跨越时代的价值意蕴，不仅关乎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更为思考人类文明未来图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追溯思想源流，方能明晰其生命厚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最深层的文化基因与历史密码，蕴藏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浩瀚海洋。纵观中国数千年政治思想史，“重民”“富民”“教民”“恤民”的民本思想，如一条鲜明红线贯穿始终，构成古代治国理政的核心逻辑与独特智慧。《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经典论断，首次在国家治理层面确立了民众的基础性地位。先秦儒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孔子提出“仁者爱人”“修己以安百姓”，孟子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荀子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警语强调民众向背的决定性意义。后世沿循这一脉络，贾谊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唐太宗秉持“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治国体悟，程朱理学深化“仁民爱物”的哲学阐释，明末清初黄宗羲更猛烈抨击君主专制，民本思想在传承发展中塑造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品格，并催生了休养生息、轻徭薄赋、赈灾济贫、兴修水利等维护社会稳定的治理实践。

然而，以历史辩证的眼光审视，传统民本思想不可避免带有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民众福祉高度依赖统治者的个人品德、政治智慧与开明程度，具有极强的偶然性与不稳定性。因此，传统民本理念虽蕴含宝贵治国智慧，本质上仍未超越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范畴，是一种带有朴素民主色彩但不彻底的、服务于阶级统治的价值观。

历史的转折点始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这一科学理论如一道强光，照亮了中国思想界的探索迷雾，为古老民本思想的现代性飞跃提供了关键理论武器与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一论断石破天惊，将人民群众从历史的被动客体、旁观者，彻底提升为历史的能动主体与真正创造者——他们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源泉，更是社会变革与制度更迭的决定性力量。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指向是实现共产主义，核心关怀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强调发展的终极目标绝非单纯的物质富足，而是要彻底消除导致人异化的社会关系，让每个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充分释放潜能、发展个性、实现自我。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占有，从经济基础上确保人民主体地位，并在上层建筑领域确立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这一结合在发展理论上的集中体现与重大创新，更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在新时代的具象化表达。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其百年奋斗历程就是一部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这一思想并非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简单继承，而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革命性扬弃与创造性升华，实现了三大根本性范式转变：其一，从“统治根基”到“价值本位”的转变。人民不再是巩固政权的工具与手段，其自身的解放、福祉与全面发展，成为发展的最高目的、核心价值与最终归宿，一切发展战略、方针、政策的成效，均以人民是否真正受益、生活是否切实改善、权益是否得到保障为最高衡量标准。其二，从“被动客体”到“能动主体”的转变。人民不仅是发展成果的享有者，更是发展过程的积极参与者与核心推动力量，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就是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激发蕴藏于群众中的无穷智慧与创造活力，为发展注入最广泛、最可靠、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其三，从“施政理念”到“制度保障”的转变。这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精神高度契合，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将“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法律化、常态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从各层面、各领域确保人民能通过多种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身命运的主人。

从“民为邦本”的朴素理想，到“人民至上”的科学自觉，再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治国理政的认识与实践上，完成了一次从感性直觉到理性自觉、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从治理策略到根本宗旨的伟大历史性跨越。这束思想之光，因深厚的历史底蕴而沉稳坚实，因科学的理论品格而璀璨夺目，更因始终坚守党的初心使命而具有穿越时空的凝聚力与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