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贸区并非一般性“贸易园区”

昨天播出的《辉煌中国》第六集开放中国指出，自由贸易试验区，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迈入新的历史阶段。上海自贸区成为先行者，负面清单制度向世界发出明确信号，只要不在清单上的领域，都可以涉足。对全球投资者来说，这是黄金般的“定心丸”，而对中国来说，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由自贸区开始，中国的市场准入全面采用负面清单制度。以开放倒逼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将对内对外相统一。

在过去的5年里，我国先后批准设立了上海、广东、福建、天津、浙江、辽宁、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11个自贸区。“自贸区”成为吸引全球眼球的经济概念，成为“财富机遇”的代名词，受到国内外投资者的追捧，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名片”。

单纯从概念来理解，自贸区是划出特定的区域，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税自由进出，采取自由港政策的关税隔离区。但将其置于中国深化改革的宏观格局中观察，自贸区出生于新一轮改革开放总体布局的重要时间节点，肩负着成为制度创新等进一步扩大开放“试验田和新高地”的重任。

而定位于一般性“贸易园区”的自由贸易区，在我国也并非什么新鲜事，早在20多年前，中国内地第一个保税区在上海外高桥成立。当时，它的英文译名就叫“Free Trade Zone”（自由贸易园区），而不是“Bonded Area”（保税区）。时至今日，包括外高桥保税区在内，中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已有约110个，对促进中国外贸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但是，一般性“贸易园区”实施的仍是“境内关内”政策，而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园区则实行“境内关外”政策，即放开一线（国境线），管住二线（与非自由贸易园区的连接线），在区内免除海关通常监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相关领域进行改革的呼声渐增。仅就贸易的角度而言，中国近年来也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挑战，实施真正的“境内关外”政策，有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经济体的贸易往来。

实际上，“自贸区”的出生使命并不在于贸易。经国务院批准的方案，上海自贸区的发展目标为：“深化完善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充分发挥金融贸易、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等重点功能承载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力争建设成为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园区。”我们不难看出，其关键词在于制度创新、开放度最高，其核心是营造一个符合国际惯例的，对内外资的投资都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商业环境。

不限于以“贸易”为使命的自贸区，至少承当了三个方面的历史使命：

一是制度创新的试验区。从行政体制改革的创新，到财税体制改革的创新，再到金融体制改革的创新，经过11个自贸区的全面探索，必将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当仁不让的制度创新试验区。

二是资源配置的示范区。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负面清单”、到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权力清单”、再到法定职责必须为的“责任清单”，每张清单都展示出政府的改革勇气，开拓了一个能让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调控“有形之手”更为相得益彰的资源配置示范区。

三是扩大开放的枢纽区。11个自贸区承担衔接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枢纽性使命，即一方面要成为所在省市扩大对外开放的强劲引擎，另一方面也要形成对沿海乃至中西部地区经济加速开放的有力带动，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全局性的开放和升级。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自贸区并非一般性“贸易园区”，而是党中央、国务院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