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努力接受《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滋养 运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实践 （2）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的危急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关键的会议，结束了错误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走上了正确轨道。遵义会议解决了最紧迫的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中的问题和正确军事路线问题，更深层次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没来得及清算。要解决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实际上无论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机会主义，它们共同的特征都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际相脱离，实质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脱离，表现为主观主义。不打倒主观主义，就无法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

反对主观主义，说到底就是解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与客观实际相脱离，表现为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而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主观主义是教条主义，即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照抄照搬马列主义现成结论，非“左”即右。彻底地从理论根基上、从思想路线上、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已经十分紧迫地摆在了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站稳脚跟、准备抗日战争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两论”既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实践条件的产物，同时也是对中国革命两起两落经验教训的理论总结。同时，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两论”的产生同中国革命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密切相关，也是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和争取未来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做思想理论准备，为全党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和争取未来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提供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在延安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整风运动，亲自讲授“两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全党，彻底清算并克服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流毒，在全党牢固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全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两论”是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哲学总结。毛泽东同志从哲学高度认真总结了1921年至1937年中国革命两次胜利的经验和两次失败的教训，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独创性经验作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哲学概括、总结和创新。正确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需要有一个过程。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鉴别，就不能充分认识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就无法正确判断中国社会的具体矛盾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鉴别，也就不能充分认识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和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性；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鉴别，就不能形成适合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恩格斯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两论”为党的正确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解决了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当时的世情国情民情的客观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了指导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路线、战略和策略，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形成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总战略：第一步先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第二步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就彻底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全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总而言之，历史条件和实践斗争决定了不仅写作“两论”有客观必要，也有实际需要。“两论”的产生是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没有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就没有“两论”。“两论”是中国实践的产物，为解决中国革命而写作，也是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