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努力接受《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滋养 运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实践 （4）

第二，坚持矛盾的观点，一切从矛盾的特殊性出发。

作为一部辩证法著作，《矛盾论》不是简单描述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出发点，抓住主观主义的要害和形而上学的命门，即脱离中国矛盾的特殊实际的总病根，一针见血、一击毙命。毛泽东同志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把对立统一规律概括为宇宙间的普遍规律，定义为最普遍的客观法则。在论述矛盾普遍性的基础上，他特别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必须坚持具体矛盾具体对待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他指出，任何矛盾体都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不仅要注意矛盾的普遍性，更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他深刻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特殊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阶级矛盾等社会诸矛盾，科学地把握了中国社会特殊的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现状，在具体矛盾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

第三，坚持“特殊”与“普遍”相统一是认识论和辩证法精髓的观点，一切从普遍原理与特殊实际相结合出发。

毛泽东同志指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结合体。人类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从认识个别到认识一般，从认识特殊到认识普遍，再运用一般、普遍的认识指导对个别、特殊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认识论是一致的，“特殊”与“普遍”的统一关系既是辩证法的精髓，也是认识论的精髓。

在“两论”这两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论著中，毛泽东同志牢牢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深刻论述了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特殊与普遍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高度提出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毛泽东同志认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使之发生内容和形态的改变，形成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内容和表现形态的、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要肯定“普遍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又要肯定“特殊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不能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也不能因为强调“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是拒绝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就是经验主义；强调“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就会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脱离中国的人民大众，就是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真谛所在，也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出发点、根本点。

《实践论》主要解决的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矛盾论》主要解决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问题。这两个统一的解决，就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