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胡同传奇：从“乡下人”到“大作家”（3）

涩重而辉煌的传奇终篇

抗战胜利后，伴随着西南联大的解散和回迁，沈从文于1946年8月27日返回北平，开始了“后半生”的生活。

返回北平后，沈从文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还在辅仁大学兼课。年底，沈从文搬进沙滩中老胡同的北京大学宿舍居住。中老胡同和西老胡同连成一个九十度的拐弯，中老胡同东口正对着北大红楼，西老胡同的北口正冲着京师大学堂的旧址。当初沈从文和朱光潜、冯至、闻家驷、马大猷等三十多位一起住在32号院。院子原是光绪的瑾妃买给娘家的，“三个三层的四合院，花园、假山和一百多间青砖瓦舍，在北平沦陷期间统统被日军霸占。从抗战胜利的1946年到院系调整的1952年间，这里是老北大的宿舍区之一”。今年年初我曾去过一趟中老胡同，发现那里变化很大，都是小宅门的民居，现在的32号院想必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宿儒聚集的宿舍了。

1949年8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由北大转入历史博物馆。1950年3月初，沈从文被安排到鼓楼附近的拈花寺，参加了十个月的政治学习，东面不远处恰好是他当年曾经短暂住过的国祥胡同。以往，或许是出于对极“左”思潮的清算，或许是出于对沈从文的喜爱与同情，人们似乎更加关注沈从文后半生不得志的一面，但实际上，沈从文不但顺利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文代会，并且在1956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周扬还曾邀请沈从文接替老舍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但被沈从文拒绝了。可以说“文革”爆发以前，文坛高层对沈从文还是比较客气的。至于说40年代末沈从文精神失常，除了政治压力外，也和他家庭内部矛盾相关。无视这些，恐怕既不利于认识复杂的历史语境，也不利于客观地看待和评价沈从文。

当然，在生活、工作方面受到不合理的待遇，这也是事实。1952年，在沈从文赴四川参加土改期间，沈家被迫迁出中老胡同搬到北新桥附近的交道口大头条胡同暂住。1953年，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分得了三间房子的宿舍，房子面积很小，一家人挤在一起，睡觉都难得安定，尤其房子与院子里的男女厕所相邻，均为茅坑式，沈从文自嘲住处是“二茅轩”。虽然条件较差，但总算有了安定住处。可“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又强迫沈从文腾出两间房。1969年秋冬之际，沈从文夫妇拖着病老之躯先后被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到1972年2月返回北京后发现，那间唯一的“横可走三步、纵可走六七步”的小房子也被别人占用了。同年夏天，作协看情况实在太过艰难，在小羊宜宾胡同分给张兆和两间房，约十九平方米，距离东堂子胡同宿舍约两里地。此后六年多的时间里，张兆和带着两个孙女住在东边的小羊宜宾胡同，沈从文每日中午赶来吃饭，然后再带上两顿饭，穿过赵堂子胡同返回西边的东堂子胡同。这样食在东边住在西边成了他每天的规定动作。1978年3月，沈从文调入社科院。在胡乔木的帮助下，几经周折，1980年，沈从文终于分得并勉强接受了一套并不理想的小三居，就在新侨饭店背后，房子在五楼，因为临街，噪音很大，沈从文夫妇常感到精神疲惫。这几处我也都去看过，胡同还在，但房子似乎已经都拆掉了，当年的景物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或许值得一提的是，东堂子胡同西口存有蔡元培故居，胡同中段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去往小羊宜宾胡同要经过赵堂子胡同，胡同深处存有朱启钤故居，现已沦为民居；再往东不远处就是赵家楼饭店，震惊中外的“火烧赵家楼”就发生在这里，附近路边还有一座“火烧赵家楼纪念碑”，碑文由沈鹏撰写，只是纪念碑实在太不起眼，若非专门去找，恐怕没有谁会注意的到。

仅就个人居住条件而言，沈从文的后半生的确有些动荡、狼狈。1980年初搬进新家之前，沈从文还曾给巴金写信，描述他和张兆和轮流用一张桌子的情形，“因住处只一张桌子，目前为我赶校那拟印两份选集，上午她三点即起床，六点出门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让我工作。下午我睡睡，桌子在让她使用到下午六点，她做饭，再让我使用书桌。这样子下去，那能支持多久！”而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沈从文的生活遭遇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同辈作家中能取得类似成就的却几乎无出其右。通常人们所熟知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不过是他文物研究诸多成果中的一小部分。1974年他曾向领导汇报自己已经“拿下”的领域，包括绸缎史、家具发展史、前期山水画史、陶瓷加工艺术史、扇子和灯的应用史、金石加工艺术史、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乐舞杂技演出的发展资料等等。如此环境如此成果，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2002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沈从文全集》，皇皇32卷，其中有5卷是物质文化史研究。沈从文胡同传奇的终篇虽然涩重却也足够辉煌，让人深受震撼与鼓舞。或许这正是“传奇”的本色吧。

（作者：冯雷，系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教师，主要从事北京城市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