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胡同传奇：从“乡下人”到“大作家”

位于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是1923年沈从文到北京后的第一处住所 冯 雷摄

提起沈从文，人们总是会想起他的故乡凤凰，会想起他笔下的“边城”。其实，单纯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沈从文和北京的关系其实也非常密切，86年的生命中，沈从文有49年是在北京度过的，真可以说大半辈子都住在北京。他在胡同里生活，在胡同里写作。北京见证了沈从文一生的起起伏伏、苦辣酸甜，更见证了沈从文从“乡下人”到“大作家”的人生传奇。沿着沈从文的生活轨迹重走北京，不禁让人感慨良多。

晚年的沈从文

从“边城”到京城

每年，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都有许多人慕名到湖南凤凰去，为着是寻访沈从文的“边城”。而在1934年，沈从文去乡18年、重返湘西之际却悲哀地发现家乡处处显出社会变革的痕迹，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事实上，“湘西世界”的美好更在于文学表现当中的人情美、人性美。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对于沈从文来说，“湘西”也只是存在于想象和追忆当中吧——现实中沈从文“凤凰话也不会说”，“完全是四川腔”。

1923年8月下旬的一天，沈从文带着一卷简单的行李和七元六角钱来到北京，走出正阳门火车站之后，一位车夫把他拉到西河沿街的一家小旅馆。三天之后，表弟黄村生又帮他搬到“位于前门附近不远外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一个窄小房间里”。

西河沿街原来位于前门护城河的南岸，站在胡同里朝东望去，巍峨的正阳门依然遥遥可见。想当初这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清末民初时，西河沿街是北京的“金融街”，许多银行、证券交易所都集中在这里。胡同西口的“正乙祠”戏楼历经三百年沧桑却屹立不倒，里面的纯木结构戏楼被誉为“中国戏楼活化石”，能保存下来实在是幸事。向东出了西河沿街，沿着煤市街往南走，经过几个路口右手边就是杨梅竹斜街了。

我第一次去杨梅竹斜街的时候是2011年，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空横拉竖拽的电线，街道上显得杂乱无序，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个极具文化气息的地方。民国时期，这里聚集了七家书局，据说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都经常到这里来。胡同里的青云阁是当年北京的四大商场之首，一时风光无二。2017年初春，我再去杨梅竹斜街的时候，发现胡同已经修葺一新，路面平整而干净，如蛛网一般的电线都没了踪影。胡同两侧还清理出许多名人故居和商号旧址，真好似是从时光的河流里打捞出来的一样。胡同深处路北的61号院就是当年的酉西会馆。据沈从文描述，“会馆约大小二十个房间，除了经常住些湘西十三县在京任职低级公务员之外，总有一半空着”。我曾走进院子里去，里面的通道只容得下两个人错身，角落里还有不知哪一年的枯枝落叶，我拐了四个弯一直走到院子的尽头，然而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发现。当年的会馆现在已经变成普通的大杂院了。

会馆是明清时北京一道独特的风景，也是“北京文学地图”的重要内容。会馆大多集中在宣南一带，这主要是因为，外地考生由陆路进京必过广安门，由于内城不许汉人居住，所以进城后大多就近在宣武门附近落脚休息。这里距考场贡院不算远，而且又临近大栅栏、琉璃厂和东骡马市大街，繁华热闹，应有尽有，生活条件便利。极盛时，全北京的会馆有将近400多所，足可见规模之庞大。现在能找得到的还有绍兴会馆、湖南会馆、湖广会馆等。2012年夏天，我还曾去过康有为住过的广东南海会馆，可2016年再去的时候，周围已经被蓝色的施工围挡圈起来，里面什么都找不到了，手机导航显示“该地点已关闭或搬迁”。实在是可惜。

不难想象，会馆里虽然凡事都有个照料，但周围毕竟都是同乡，而非志趣相投的同道。所以转过年来，沈从文又搬到了沙滩附近的公寓里，这里离北大更近，周围有好多和沈从文一样的年轻学生，沈从文陆续认识了刘梦苇、冯至、蹇先艾、胡也频、丁玲等一大帮年轻人。沈从文的住所名为公寓房间，实际上是由储煤间临时开窗改造而成，“既湿且霉”“尽可容膝安身”，沈从文名之为“窄而霉小斋”。这个名字随着沈从文迁徙而沿用，直到他“文革”后搬进楼房里为止。这段时间沈从文写了大量具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从中不难看出他饱受“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的双重夹击，生活非常不容易。这样的光景，沈从文也并非没有动摇过，1924年他曾想过回家，或是到北方去当兵，再或去学照相。而另一方面，沈从文又时时想起他初来北京时姐夫田真逸对他的鼓励“可千万别忘了信仰”。来北京这是沈从文自己的选择，坚守下来也可谓“不忘初心”吧。

透过沈从文的选择和坚守还应当意识到的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阶层流动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沈从文自己也曾说“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即在地方凭借宗族关系和家庭威望作几任小官，娶妻生子。然而早年的行伍生涯中让沈从文看饱、看厌了杀戮，再加之生活中一系列偶然事件以及对新文化书报的阅读，这些促使沈从文思考生命的意义，最终决定挣脱命运的公式，做一个“自由人”“独立人”，“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这似乎是时代的共识。青年鲁迅惶惶然却还是选择“走异路，逃异地”。胡适在赶考庚子赔款留美学生的途中致信母亲说“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同样，沈从文也是抱着做“学生”的梦想来北京的。如果说“学生”这样的身份似乎铺就了觐见“德先生”“赛先生”的未来之路，那么“北京”也就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存在，而且是一个含义丰富的符号，是一种被赋魅的政治承诺和文化承诺。“北京”是历史造就的一个多面的复合体，她意味着文明与新变，意味着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进步，这种想象时至今天也依然如此。而这恐怕也是生长在北京的年轻人所无法体会的。

现在，在北大红楼附近的银闸胡同、北河沿里，当年的公寓早已无影无踪了。不过这里每天仍然熙熙攘攘，全都是参观故宫和“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游客，只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就在那些不起眼的胡同里，曾有许许多多像沈从文一样的年轻人在苦熬、织梦吧。